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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最后的夜晚，董亚千打电话给姬赓，说：1999年肯定是特牛逼的一年！
电话另一头的姬赓显然是刚被铃声从睡眠中拽起来，电波里传来的声音有些朦胧：你和二崔又大了？好小子，不叫着我一块儿还想让我帮你抬人那。
董亚千这边人声鼎沸，听不清姬赓讲话，驴唇不对马嘴地强调道：我刚干了特牛逼一事，你要听不？
电话那头顿了顿，问：是什么啊？
董亚千侧着身体挤过人群，跳到马路的边缘，然后谨慎地看了看周围，用手拢着收音孔小声宣布他和崔旭东要开启为期不知几周的逃亡，并沉痛地表示不能带上姬赓，希望他理解。
事情的缘由就是辞旧迎新之际，董亚千跟崔旭东在琴行合伙撂倒个老渣滓，三个人全都喝大了，大约是谁欺负了谁，所有能骂的脏话全部甩出来都不管用，遂逐渐演变成斗殴，眼看着成年人的拳头要往自己脸上招呼，董亚千一时头脑发热，顺手抄起一把琴砸过去，只见那人往地上一躺就再没了动静，把俩人酒都吓醒了一半。一开始董亚千还没觉得牛逼，大脑一片空白，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崔旭东早脚下抹油拽着他溜了，二人跑得直到力竭才停下。董亚千扶着膝上气不接下气，惊惧地问崔旭东：我靠，咱俩刚刚干啥了？崔旭东摇摇头，满脸都是被冷风刮出来的眼泪，二话没说搂过董亚千肩膀，然后哇地一声吐在了他脚边。
酒也跑醒了，胃也吐空了，俩脑袋凑在一起重现了一下刚刚的斗殴场景，回忆起挨打的男人貌似不仅刚刚侮辱了崔旭东一顿，还是曾与他们多次发生过口角的老地痞之后，方觉身心舒畅。崔旭东感激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大叫千哥真哥们儿，但他抬起头看见街边等待跨年的人群以及心不在焉地维护着秩序的警察时，声音逐渐压低，忧虑地补充道：你说咱俩不会把那老东西弄死了吧？董亚千思前想后，最终提议：那要不我们逃吧。
等到董亚千给姬赓交代完这件大事的来龙去脉，他们大概已经走出去了一段距离，街头拥挤的人群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静默的居民楼和稀疏的树。姬赓沉默了一会，评价道你也是出了个顶馊的主意，万一那老渣滓根本没死，是在讹你们呢？董亚千愣了一下，说我没想过，其实我可能巴不得他死了。
姬赓没有说话，大概是被他蠢到了，但董亚千不太在乎，自顾自地继续着他的规划，盘算该如何先熬过这一夜。这时黑暗的天空突然升起了几粒亮色的星星，在董亚千反应过来之前它们便接二连三地炸开，咻咻地在夜色中划出逶迤的轨迹，接着更多的烟花从烟雾后显现，隆隆的爆炸声一声比一声响亮，他不得不扯着嗓子跟姬赓交代道：所以你这个月不用去我家等着排练啦，就是空了帮我看眼狗行吗？给他弄点吃的和水就成，你也不用太惦记他！
对面没有回音，董亚千捏着手机用力地把它贴到耳畔，试探地问你还在吗，过了一会儿，姬赓说好。听到回答后董亚千满意地点点头，说挂了啊，我和二崔要上路了，你别和他爸妈提这事儿，问就当不知道。
姬赓说我知道了，你先别挂。董亚千问怎么了？
姬赓很平静地说，新年快乐。 董亚千沉默了一会儿，感慨道：我操，怎么都新年了？
姬赓说：就是在刚才到零点的。你怎么一点儿表示都没有？
董亚千说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表示啊，那我祝我们新年一起牛逼，行不行？
姬赓说谢谢，我看还是您二老比较牛逼，祝你们一路顺风。
董亚千笑了起来，说：你不会在这儿酸我呢吧？下次这种好事儿叫着你一起！
姬赓叹了口气：我希望是，但这种事情最好还是在吹牛逼的时候才有。随后他的声音就在震耳欲聋的烟花爆竹声中消失，留下一串忙音。
话虽如此，打架这事只是董亚千曾擅长的，姬赓似乎对于暴力不感兴趣，但董亚千持械抢劫得来的钞票有一半都进了他的口袋，姬赓从不过问诸如此类不义之财的来源，赃款常常被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进师大北门的板面摊老板的口袋。只不过三年前The Nico成立之后董亚千就金盆洗手了，跟人较劲的功夫多半用到了捣鼓电声乐器上，给他一把吉他抱着就能蹲在磁带机前面玩一整天，学校没心思去了，打架自然就少了，倒是为他妈妈省了不少麻烦。
小学时他就和姬赓蹲在街边挑打口碟，脑袋凑在一起围着听音乐天堂，那会儿只是觉得牛逼、好听，直到初二那年姬赓带他去师大看了场学生乐队的排练，那些学生模样的成员很帅地站在台上，闭着眼弄出些奇怪甚至不着调的音乐，然而令董亚千自己都不解的是：他居然会被这混乱的音乐征服。巨大的噪音音墙像波浪一样把他冲洗得前所未有的干净，董亚千在那一瞬间突然觉得之前的生活都特没劲、特没意义，他站在那里，就像音乐抽走了他周围流动的气体，让他被挤压在一个真空的空间里。舞台下面几个大学生兴奋地随着音乐摇晃着身体或者撞向自己的同伴，刺眼的灯光照在他仰起的脸上，甚至让董亚千有些看不清这个世界的样貌，只感受到自己的手指在愈发尖锐的吉他啸叫中不断尝试着蜷进汗湿的掌心。
那夜他们一直看到凌晨才离开那里，临别前姬赓捅了捅他的手臂，似乎有什么话要讲，董亚千怔怔地看着姬赓，感受到对方的指尖也是同样的潮湿与冰凉，仿佛他刚刚也和自己一样绷紧了神经，于是他们的话一起急切地脱口而出：要不我们也玩儿一下试试？几乎不像是询问，两个人语气认真得仿佛对这条道路十分笃定。姬赓率先毫不犹豫地说，好。董亚千说我们肯定做得比他们好，你信不信？姬赓盯着他笑了起来，说绝对。他们默契地没有同时选择学习吉他，董亚千劝他：弹吉他多帅啊，咱们玩儿一个双吉他的配置绝对牛逼！然而姬赓似乎醉心于贝斯的音色，并且执迷不悟，隔天他们拉了同学张培栋入伙，于是一支莫名其妙的乐队就此诞生。尽管短期内董亚千招猫逗狗的习惯没能彻底矫正，但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索要保护费的时间大大减少。不过自此以来，红砖房里每天半夜十二点准时开始翻奏的Nirvana也惹恼了不少人，其中包括崔旭东的妈妈。当她气恼闯进那个四楼灯火通明、屋门半掩的房间时，一众青年男女围绕着十五岁的董亚千，正光腿盘坐在地板上随着吉他的噪音激动地唱着“I don't care I don't care”，他们手里没有令所有西方的乐手着迷的海洛因，但他们有烟和啤酒，以及享受高歌的青春的理由。第二天，十三岁的崔旭东便出现在了董亚千家门口，一脸仰慕地说：我操，太帅了！
于是乐队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尽管只是多了一个打下手的马仔，他们甚至没有正式吸纳崔旭东为乐队成员，但是终于能使唤人的董亚千和姬赓很是得意，四个人胡闹鬼混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乐队除了平常翻奏他们的最爱Blind Melon，也录制了一些简易的小样，开始试着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歌，播放率奇低，多亏了董亚千和张培栋突飞猛进的技艺，他们的乐队才能被人们的余光所关注到。九八年他们参加了一个音乐合辑的录制，董亚千很满意这次他学习到的录音知识，觉得乐队未来录制自己的专辑时这些技能一定会派上用场；其他成员也对乐队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们正式演奏了自己的歌并且因此赚到了钱，回石家庄之后，他们好好搓了顿烧烤。晓朱告诉他们专辑大概会在九九年正式发行，届时将给他们邮寄一份，于是所有人都期待着1999的来临。
此刻，在成员们希冀的九九年的第一个清晨，董亚千闻到了黎明从平原上爬起而掀出来的泥土的味道。他和崔旭东沿着一条公路彻夜地行走，累极了就在路边相互依靠着眯上眼睛休息，听到些风吹草动时，他们会像敏捷的动物一样跳起来接着赶路。他不知道自己在往哪个方向走着，或是因为他们确已离喧嚣的市区有了一些距离，或是因为欢庆了一整晚的城市终于归于沉寂，总之，董亚千感到耳畔轻薄的晨雾都是宁静而崭新的——尽管他不知道曾经最期盼收到的那盘磁带拿到手之后自己却再没勇气能完整地听完两遍，他们青涩的歌曲夹在其他有着浓厚垃圾摇滚味道的地下音乐中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知道他曾经最为期待的独立创作会使他陷入极度的痛苦，在乐队最后的争执中他一脚踩碎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把原声吉他，不知道秋天后乐队几乎处于停摆状态，就像Shannon Hoon过早地抛下了他的女儿，没有幸运眷顾注定早夭的乐队，瘫痪的The Nico在青霉素气味和雾霾的窒息中不可抑制地损耗着生命。乐队的出生和死亡都符合一支学生乐队的定位，世界级的乐队在摇滚乐坛中被众星捧月，他们甚至连星星都算不上，顶多是制坏了连砸都砸不出声响的闷雷，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就像没有人看得见道路上他们凭空想象出来的幽灵似的鸵鸟，仿佛它从未曾出现在这座灰暗的城市一样。
幸好未发生的事情不在董亚千考虑的范畴之内，此时，他眼里只有初升的朝阳，逐渐变强的光芒让路旁的树木轮廓变得清晰可见，由于他那过于贫瘠的地理知识，他的确还是无法推测出自己究竟是朝向何方前进着，但他想象着自己即将坐上开往远郊的班车，脑袋倚在柔软的椅背上，就像Car Seat里面的歌词，不在乎道路的坎坷与否，只是被那崭新的一切牵引着。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不被愈来愈近的新世纪抛下，某种巨大的喜悦正充盈着他的身体，让他情不自禁地雀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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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赓在路上走着，心里觉得自己像个傻逼。
由于有时路上的人会短暂地向他侧目，仿佛一个没背书包的、穿着师大附中校服的、满脸疲态的高三学生不该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下午四点出现在河北石家庄的中山东路上，这让他感觉自己是一只从动物园里逃逸出来在城市街道上脖子一探一探滑稽地向前行走的鸵鸟。事实上他觉得自己比鸵鸟还蠢，因为他大胆地翘掉了自己永远算不明白的数学的连排课，却又胆怯得不敢命令保安为他让开一条道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校门，最后只得从学校角落高高的围栏上翻出去，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姬赓的肢体协调能力会被董亚千笑死，这次也果不其然地以一种狼狈的姿态从上面摔了下来。他快速地爬起来，拍掉身上的灰尘，假装若无其事地离开了这里。
其实姬赓完全不知道自己逃课是为了什么，虽然他并非从不逃课的乖学生，但以前总是事出有因，那都是有正当理由的逃课，这次却是纯粹的头脑发热——当他溜出学校后他才发觉再等两个小时就可以放假了，别人可以正大光明地逃离校园，自己却以手脚并用的狼狈方式挣得为期两小时的自由。他觉得冰雪聪明的自己能做出这种脑残决定的其中一条原因，肯定是可恶的河北师大附中没收了属于1999年最后一天的元旦假期，导致他要在接下来额度为一天的假期里写完三天的作业，引起了自己激烈的反抗情绪。不过他认为，比起苦苦追究逃学的原因，还是更应该好好想想接下来要去哪里虚度这大好时光。
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答案是红砖房。
姬赓已经大约有一个月没去过董亚千家了，自从秋天起董亚千就变得不太对劲，话比以前少了很多，每月固定的吹牛逼时间也不怎么抒发自己想和外星人一起玩儿的愿望了，姬赓每次讲着讲着总感觉董亚千的眼神从自己身上飘走，在半空迷茫地悬停着，他也觉得没趣极了，就停止了讲述，只有当崔旭东催促他继续时，董亚千的目光才会微微收回来一些。
有时姬赓周末过去找乐队排练，学业逐渐繁忙的他每次都笨拙地试图在短时间内回忆起那些音符，然而本就不频繁的训练还没让他建立起自觉的肌肉记忆，节奏错乱或者音符记岔时，董亚千没有像从前一样开怀地笑他的技术，只是轻轻地蹩起了眉毛。如果是董亚千在哪个地方失误，他会在其他成员意识到之前不耐烦地扫拨一下琴弦，先行停止演奏。最开始时，大家都被他弄出来的不和谐的巨大噪音吓了一跳，到后来已经见怪不怪，只是静静地等待董亚千沉默着调整手型继续演奏。姬赓觉得这一切太他妈的没劲，虽然他清楚董亚千应该是在琴技正突飞猛进时遭遇了瓶颈期，但他心里真的感到十分扫兴。
董亚千大概是察觉到了姬赓的沮丧，姬赓在深夜伏案学习时会接到他的电话，大部分情况下董亚千只是喊一声他的名字，不好意思地问他这个时间没有打扰到你吧，姬赓说没，然后双方陷入长久的沉默，姬赓就一边夹着话筒一边写作业，对面的呼吸有些急促，像是张了几次口，却最终没有说出一个字。最后姬赓说你没事的话，我就先挂了。董亚千的语气有些失望，说没事，你挂了吧。姬赓犹豫了一下，安慰道：最近实在太忙，空了我去找你。董亚千很快地回答他，说好，过了一会又着急地补充道：我就是太想变好了，姬赓，你千万别多想。姬赓说我没有，真的。
放下听筒时姬赓感到歉疚，他其实很希望跟董亚千说我很了解你的痛苦，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但他说不出口，因为哪怕是最为激烈的争吵过后，他们也从来没有对彼此道过歉，没有一方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原则，服软的方式就是装作若无其事地向对方搭话来继续着惯常的生活——姬赓记得他们小学吵完架，回到家写完作业后，他习惯性地向窗外看有没有朋友叫他出来玩，一低头就看见董亚千站在楼下仰着头，脚百无聊赖地蹭着地面。于是姬赓推开窗户，不出声地用口型问他要去哪玩，董亚千看到姬赓愣了一下，用同样的方式告诉他自己哪里也不去，然后低着头跑了。姬赓知道董亚千的意思是无论曾经的争执谁对谁错，他都觉得无所谓，尽管脸是不能不要的，但是跟姬赓接着玩显然比死要面子重要一些，这种不舍己但也为人的精神让姬赓大为感动，所以他决定明天到学校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董亚千鬼混。时至今日他们确认彼此的心情和态度的方式仍然这样别扭，只不过董亚千示好的方式由小时候从民心河畔的家一直跑到姬赓住的家属院，浪费七分钟奔波的时间，变成了拨着电话明明无话可说却不挂，浪费七分钟的话费而已。
姬赓忐忑地向民心河走去，他不知道现在董亚千在不在家，如果在的话，他可以跟他吹一下午逃学的牛逼事迹。鉴于逃学对于董亚千是家常便饭，姬赓决定往故事里添加一些能吸引他的元素，这次不能是外星人一类的，因为董亚千被他耍过太多次了。路过一间报刊亭时，他停下了脚步，从前他和董亚千在放学的时候沿着路就能在地摊上买到打口带和音乐杂志。大约是由于元旦假期学校附近没有多少学生光顾的缘故，地摊消失后的街道有些冷清，只留下一间绿色的报刊亭，两侧的书架被立起来，像鸟张开翅膀一样。
姬赓先拿了一些报纸简单读完后，他注意到那鸟翼一样的书架上有《诗刊》《作家》等杂志，它们大概是积攒了两个月的期刊，纸缘有些发皱，他可惜地把它们拿起来掸掉灰尘。这些刊物陪伴了姬赓很久，令他总是情不自禁的拙劣地效仿着那些诗人的笔法，写些从不示人的诗歌，这已经是他高三最奢侈的消遣娱乐之一——尽管里面的词句总是刺痛他的脊骨，但老师从他桌斗里抽走它们时，他就有种唯一的快乐被剥夺的煎熬。他深切地感受到在青春期的热病中，锐利的语境正是这样被一块一块地耗空的¹。
当姬赓恋恋不舍地把它们放回去时，他抬眼看见了那本红色的《通俗歌曲》，便饶有兴味地踮着脚把它从较高的架子上取下来。《通俗歌曲》是他和董亚千的音乐启蒙之一，杂志的编辑朱晋辉是他的朋友，很关注本地摇滚乐队的发展，待他们也厚道，去年他们能够参与《非常次序》的录制是得益于朱晋辉的引荐，而且赚得的酬劳朱晋辉一分都没要，有时甚至还会给他们零花钱让他们做歌，现在的董宅还保留着不少从朱晋辉处借来的乐器。
冬天的夜幕降临的速度很快，读到杂志结尾时黯淡的光线让姬赓无法继续识别文字，抬起头才发现太阳已经摇摇欲坠。他思忖着要不要把它买回去看完，摸了摸校服兜，结果当然是发现自己一分钱都没有。他懊恼地想自己怎么会看这么久，不过这个原因很简单：翻阅的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摇滚乐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版面。姬赓想起很早之前朱晋辉跟他说过，他们正推动《通俗歌曲》向16开的摇滚刊物转型。录制完《巢穴在望》后，杂志的编辑向他们做了专访，尽管姬赓没有在这一期杂志上看到The Nico的身影，他还是准备一会跟董亚千分享这个消息。但是当他回到扉页时，翻来覆去也找不到朱晋辉的名字，只看见主标题下方有一行刺目的字，写着：摇滚我的生活。姬赓心里有些失望，不知道晓朱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出现，这让他突然觉得“摇滚”这个字眼很陌生。
失魂落魄地走到红砖房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夏天时民心河边会有连绵不断的蝉鸣点亮河水粼粼的波光，而现在这里只有风越过枯朽的树梢时被剥离出的零碎的响动，以及凝滞不动的黑色。姬赓站在楼下向上望去，四楼整层都是熄着灯的。
或许董亚千只是去遛狗了，姬赓这样想着，他静静地在河边坐了一会，然后就动身沿熟悉的方北路回家了。姬赓没觉得有什么不甘的，他知道这次逃学本来就没什么目的和意义。
父母看到他空手而归，没有质疑他下午去了哪里，姬赓坚信班主任一定告诉了他们自己阶段考成绩稀烂且今天下午缺课的事实，但他们只是淡淡地说回来啦，今天是不是很辛苦？姬赓没敢回答，辘辘的饥肠促使他立刻坐到了桌旁，父亲没有催促他洗手，而是把他的碗筷推到他的面前，家里煮了水饺，母亲端着锅把挤在一起的水饺晃散，饺子落到他碗里的时候掀起了很浓的水雾，暂且遮盖了他的疲态。
为了庆祝新年的到来，父亲开了瓶老白干，姬赓腆着脸从父亲的手中讨了酒，几杯下肚把脸喝得通红，手忙脚乱中碰到了一堆酒杯，母亲咬着筷子笑他，父亲也叹着气作势要敲他的脑袋。这时他想起来去年一个神秘的小孩趁着董亚千去唐山的功夫潜入董宅，把一众聚集在红砖房寻欢作乐的傻鸟灌得大醉，那是姬赓第一次喝酒喝到失去知觉，第二天他被崔旭东拍醒，崔旭东说难怪他在梦里一直想吐吐不出来，原来是姬赓的脑袋压到了他的胃。现在他才感到那次经历的奇异，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能让他醉倒后蜷缩在朋友柔软的肚腹上沉沉睡去。酒精把他的食道灼烧得几乎失去知觉，食物被吞咽下去时他没有感到畅快，甚至有点后悔：不喝酒至少不会让他失态，喝得大醉则不会让他的头脑像现在这样清醒地乱作一团。他忧伤地看着碗碟说我有点困了，想去睡觉。
父母点头默许，只有窗外的鞭炮出声阻挠他。他路过座机的时候短暂地瞥了座机一眼，没有像往常一样查看留言，没有去想或许董亚千遛完狗回到家，心血来潮地想请他到家里喝酒，如同以前一般一个牛逼吹一整晚，编造些俩人一起醉打蒋门神的故事。那时他对物质产生了怀疑，他疑心座机只是个空荡荡的盒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姬赓躺在床上时再次感慨自己是一个傻逼，并且荣升为胡思乱想的傻逼。太阳穴疯狂地抽痛，还伴随着耳鸣，似乎延续着三年前某个时代落幕时的巨响，哀悼时他低下脑袋，过程快得像光碟咔哒一声被打出一个缺口——紧接着是香港的回归，次年他们决定踩下效果器，录制些毫无前景的噪音，于是礼炮金光闪闪的爆破声夹杂着电流和惨不忍睹的音乐，开启了他长达一年的几乎真空的生活作为短暂的休止符，他祈祷着高考结束的铃声能够宣告他刑满释放，然而目前歌曲的行进是董亚千变得比以前更寡言与暴躁，而他则愈加沉默与谨慎，两种走向南辕北辙，将叙事牵向了未知的混乱。幸好此时元旦辞旧迎新的欢喧划过唱针，这些嘈杂的声音一齐打包掉进了打口碟边缘的陷阱，砸出震耳欲聋的噪声，宣告不再年轻的时代终结。六十年代的锅盖头，大洋彼岸的爱之夏，那些他似乎在出生前就期待不已的事情已经变得灰头土脸，他所能做的仅仅是悲哀地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害怕有的事物一经触碰就会风化成灰。时间越接近新世纪便越坍缩，落入睡眠的圈套之前姬赓看见一年前的元旦自己和二千二崔一起逃亡白洋淀，看见两年前进京录音时他们穿过的广场，晓朱问他们要不要合影留念，他趴在车窗上看着人群用极轻的声音说不用了，他看到那些他最爱的人，他们冲他露出了最复杂却又最单纯的笑脸，让他的心经历着难以承受的悲伤。在彻底失去意识前他感觉自己像是坐在云的边疆，向下望时惊讶看见了一年级的自己在荒谬地倒着行走，他没有出声制止那个荒唐的孩子，只是悲哀地看着自己就那么认真地后退着，然后咚地一声跌进那口身后的旱井，像一只天真懵懂的傻鸟被霎时收紧的猎网吞没。
他清楚过去发生的所有的一切，就像他也清楚那曾经最遥不可及的二十一世纪已经趴在了他的窗口，把他从未期望的黎明作为诱饵放在他的门边，默不出声地等待着，等待着他爬起来继续荒唐地生活，让未知的恐惧凌迟他并不坚毅的意志。莽撞地背弃他的生活或者性命或许能让他找到最终的解脱，就像那最传统的摇滚乐所鼓动的一样摇滚他的生活。但他知道，新世纪根本就不是什么伟大的转捩点，他最终还是会从睡梦中睁开双眼，让循规蹈矩而一塌糊涂的生活重新把他捕获。
¹ 此处化用陈超《博物馆、火焰或诗歌》（1999.11于《诗刊》十一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