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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星期五，我应当在下课后去邮局，把给L少尉的信寄往柏林——这段习惯性的表述如今存在两个谬误。其一，我没有课要上，不再有了。两个月前，新任系主任塞勒先生正要给我们上第一堂课，却遭到了反对派的骚扰与攻击。他们认为左翼卡特尔联盟干预了学院的人事安排，而与左翼来往密切的新任系主任就是政府的傀儡。整整三周，塞勒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学校内外争斗，警察不堪其扰，以前所未有的执法速度强势介入。四月初，塞勒先生和法学院院长在压力下辞职，整个学院被迫解散，学生们只能形成一个个小型自学团体，或是自发去旁听庭审，积累实务经验。说实话，我早就预料到了整起事件的结果，因为我是一个德国人，既不受塞勒的反对者欢迎，又不受他的支持者欢迎（赛勒先生本人对我倒是没有偏见，我为他感到惋惜）。而为了不变成下一个，甚至是更悲惨的那个塞勒，我最好“滚回柏林去”。
其二，L少尉早就不是少尉了，他厌倦战争，憎恨战争，害怕战争，他和我一样。或许称他为医生更加合适，这七年来他手上的枪茧变换位置，长在皮肤与手术刀互相摩擦的地方，他救的人可能和他杀的人一样多了。在柏林，他拥有一家小诊所，照料着我的家人，一直与我保持规律的联络。他的信件通常星期三到，除了必要的寒暄和一叠德文报纸外，一般还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指示，或是要我帮他抄写、翻译图书馆里的病理学著作，或是要我牺牲周末时间乘火车去圣康坦，把大教堂外的鸽子喂个遍。我没有任何怨言，因为他还是我心目中的“少尉”，即便他不再握枪，我也从未上过战场。完成任务后，我会再花上一两天给他和柏林的亲朋好友写信，与他军令般简洁有力的写作方式不同，我的信显得幼稚且多愁善感，对年轻的孩子们描绘巴黎时绘声绘色，对同龄人开玩笑时诙谐随性，对年长者倾诉时则夹杂着些许困惑与不安。
我翻了个身，想起少尉最近寄来的那封信。之前我同他讲过法学院的情况，他大概知晓我心情不佳，这次只让我寄些糖回去给蕾妮。随信的报纸倒是一下多了不少，于是我的早餐时光充实起来，在小餐厅吃面包丁炒蛋，顺便关注一千公里外的总统大选。部分竞选纲领让人皱眉，翻到下一页，社会治安也不容乐观——滚到哪里都没用，问题永远存在。
我强迫自己从床上起来，带上回信，两包水果糖和几张纸币下楼吃早餐。我进门时正好九点一刻，咖啡馆里三分之二的座位已经被占领，几个服务生分别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为客人点单，场面混乱到有些滑稽。我坐到一对英国男女旁边，叫了一杯咖啡和一份早报。起初我以为他们是情侣，但事实并非如此，那名女子和母亲一起从印度殖民地来，昨晚住进酒店后老妇人不幸病倒，医生让女子去自己家中找他妻子取药，结果取药过程极其漫长，等女子回到酒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像从没见过这个人一样，她的母亲也随她们入住的房间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坐在她对面的男子则是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正协助她整理线索。我假装自己对早报头版世博会的报道很感兴趣，悄悄享受着这段悬疑故事，直到他们忽然站起，匆匆扔下饭钱后坐上汽车离去。
故事的后续也消失在邻座慢慢化掉的半个冰淇淋里，或许真相根本不值一提，只是最拙劣的把戏。我一点点喝完杯子里的咖啡，起身走出餐厅，来到开阔的街道。春天已经到来，人们迫不及待地换上浅色夏装，又在外披上一件薄外套保暖。路边有售卖铃兰花的小贩，他们的衣裳旧了，却干净整洁，不少女孩还用头巾挽起碎发，显得精神饱满。我一时兴起，从其中一人那里买了两束，塞进信封和包糖果的纸袋里。等到柏林它们或许已经枯萎，但少尉和蕾妮不会介意。
盖邮戳的男人看了我一眼，然后把我的包裹扔进一个大箱子里。他半张脸布满伤痕，不说话时颇有威慑力，我拘谨地朝他道谢，快步走出邮局，直到街上那股舒适、包容的风迎面吹来。太阳高高挂在澄澈的天空中，我站在邮局门口发愣，我应该去哪里？世界在听到这个问题后安静了一瞬，下一秒，街上所有声音朝我涌来：街对面的小酒馆一票，世博会一票，火车站一票，前女友家一票，美国一票……最终，世博会以四比三的微弱优势战胜酒馆，我把早报夹在胳膊下，和那四人一起跨过塞纳河，向协和广场走去。
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我们，这支队伍的体积很快超过汽车和马车，它们不得不为我们让路。等到视野再次开阔起来时，我已经到达了世博会的主入口。巴黎人在协和广场上架起露天的咖啡馆和酒馆，商贩卖力地兜售着明信片和手工艺品，小乐团演奏着欢快的音乐，旅客则散布在雕像四周，观光车站旁和草坪上，偶尔有几位与我擦肩而过，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展会内的时装秀和焰火表演。我发现自己动弹不得，这次与邮局门口的茫然不同，我面前有无数条路，每一条都显得光鲜亮丽，我在惊叹中看花了眼，忘记自己从哪里走来——此时此刻就是新的起点。我跌跌撞撞地穿过人群，走到 路易 • 德让打造的雕像下，女人张开双臂，神情温柔，于是我也忍不住这样做。她欢迎世界，也一定欢迎我。
有人在笑。笑声传到我耳朵里时已经很微弱了，但我的耳朵没有经历过炮火。我朝右边看去，一个铁灰色头发，胸前背着单盖箱的青年站在雕像的阴影中。见我发现了，他毫不羞愧地走到阳光下，开口问道：
“你在干什么？还想和她跳支舞？”
我有些脸红，梗着脖子回答道：“我刚刚问过，她拒绝了。”
“你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沉默都意味着拒绝，要不再试试看？问大声点，我在旁边做见证人。”
他脸上的笑容变得有些不怀好意，我这才看清他脸上的雀斑，还有他箱盖上贴着的广告纸。面前的青年售卖香草和牛奶味的冰淇淋，箱子里放了冰块，没人时就盖上防止冰淇淋融化，客人来了再打开。他显然没什么耐心，我的回答只慢了几秒钟，他就顺着我的视线，自顾自地推销起那口味俗套的冰淇淋来。
“谢谢，我不想——”
“等等，等等，别那么着急。我的冰淇淋和别人不一样，它非常顺滑，纯手工制作……”
我抬腿向展会入口走去，他很快跟了上来，锲而不舍地试图赢得我的注意力。我本以为他会被拦在展会外，结果天不随人愿，世博会欢迎所有人，包括一个吵闹的冰淇淋贩。我又接着将希望寄托于会场内的其他游客，总会有人想要吃冰淇淋，等他打开盖子，白雾冒出的一瞬间，我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可一路都没有人上来问价，他不紧不慢地走在我身旁，似乎早已对惨淡的生意习以为常。
不过很快我就没心思搭理他和那箱看起来很快就会化成水的冰淇淋了。一家分馆立在道路尽头，四根对称摆放的立柱后是一面巨大的石墙，射线从中心不规则的凸起处出发，消失在方正墙面的边缘。石墙下方开了一扇门，好像所有进入这栋建筑的游客都要经过那射线的洗礼。它又如同一面古旧的时钟，我看不见指针，只能猜测我所属的时刻，直到进入那扇门。
“这是拉斐特百货的分馆。”
他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回过头，发现他已经关上了箱盖，还把一本巴掌大小的笔记本摊开放在上面。笔记本上似乎记录着关于各个分馆的信息，他告诉我拉斐特百货为这座分馆花了很多心思，为了艺术，也为了借此进行商业宣传。我们走进场馆内，他又向我介绍了几件有名的作品，我瞥到有不少游客悄悄跟在我们后面，这下冰淇淋贩要翻身做主人了。
等我们再次回到室外，他打开箱子，给自己挖了一勺冰淇淋，含含糊糊地总结道：“我不太喜欢这种类型。乍一看非常震撼，实际却很传统，甚至蕴含着一丝疯狂。”
“疯狂？”
“是啊……”他扭头望向眼那些射线，然后整个人抖了抖。“如果想把太阳符号化，完全不需要做到这种程度吧？阳光不是锐利的射线，它由无数不断运动的小分子组成，是安静燃烧着的风，绕着我们旋转……你看，你看！”
他伸出手，在空气中徒劳地抓着，但他的眼睛非常聚焦，就好像真的能看见阳光分子。一股茫然充斥了我，随即是悲伤，我不能理解分子状的光线，我生命中只有射线般的光，我也转过身，回望拉斐特百货分馆的正门，或许有一天我会再度站在那扇门下，接收射线的审判。
“他们想要符号化的不是太阳，”我小声说，平静得像另一个人，“有其他东西比太阳更高。”
“什么？”
“……没什么。我年幼时生活的城市有很多像这样的建筑，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很多像这样的建筑。”
“我猜对了，你不是巴黎人！”他欢呼起来，接着忽然意识到自己不该把这种猜测宣之于口，又连忙用手捂住嘴，显得有些尴尬。
我并没有感到被冒犯。
“你也不是巴黎人。我猜，你小时候住在太阳很温暖的地方。”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我就被一家三口拦住了，做父亲的男人看起来很不好意思，指着灰头发青年手里的冰淇淋，用英语问他是从哪里买的。我正想帮忙翻译，他却流利地回应起来，打开背在胸前的箱子，给站在一旁的小男孩挖了一勺，又拿出一起冻在箱子里的糖浆，颇为慷慨地挤了一泵。这是某种花蜜，我听见他这样说，但我不认识那个词。等那家人走后，我问道：“你刚刚挤到冰淇淋上的是什么？”
“椴树蜜。我南法的老家有很多椴树，它们的叶子是心形的。”
“我知道。我家人现居的城市也有很多椴树，还有一条椴树大道。”
“如果我有命名权，我也会把我家后面的山叫做椴树，而不是某个几百年前的贵族姓氏。”
他没有问我的家人住在哪里，也没有猜。我们已经见过好几个外国展馆，甚至有来自远东的日本馆和风格独特的苏联馆，我开始意识到习惯性表述中更隐微的纰漏： 路易 • 德让打造的雕像欢迎全世界来客，却并不一定欢迎我。
“椴树大道是什么样的？”
“有一首歌就是关于它。”
“你唱唱吧！”
我看着他，嘴唇有些颤抖。那是一首很新的歌，我对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但它是一首德语歌，在异国他乡，这就代表一切。
“你唱唱吧！”见我迟迟不回答，他央求道，好像我要唱的不过是《祝你生日快乐》。我深吸一口气，望向远处，把林荫道想象成米特区那条出名的大街，想象成L少尉诊所附近那些灰色、棕色的小路。时隔九个月，我再次在人群中说起德语，脚下的土地开始发出嗡鸣，用最恶毒的词汇咒骂我，而我面前的青年在侧耳倾听。就像刚刚用双手捕捉阳光那样，他的眼睛聚焦在我身上，我意识到他或许也不理解他所注视的东西，但他把我当成了记忆里的太阳，由无数不断运动的小分子组成，是安静燃烧着的风。
“能把歌词写给我吗？”
等我唱完，他从衣袋里掏出笔，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递过来。我把歌词中的所有省音补全，像给蕾妮写信一样把每个字母分开，去掉连笔和变体。它最终占了两页，我平静地将笔记本还给他，问道：“要我用法语翻译一遍吗？我可以写在下面。”
在两页陌生的文字中，他一定认识的词只有一个：柏林。我没办法，也不愿意对它做出任何修改，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住在那里， 柏林永远都是柏林（Berlin bleibt doch Berlin，原曲Solang' noch untern Linden中的一句歌词）。他接过本子，眼睛平静地掠过我写下的文字，然后朝我露出笑容：
“不用了，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