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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我总梦见三江口下雨。
三江口的雨季来得总是很准时，每年清明前后，准时得像来上坟的孝子。
倒不是痛痛快快的暴雨，是三四月里黏糊糊的细雨，落在车窗玻璃上跟鼻涕似的，雨刮器怎么刮都刮不干净。
梦里周荣坐在驾驶座，左手搭在方向盘上，右手腕上的金镯子磕在方向盘边缘，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车里的暖风开得太足，皮座椅捂出一层薄薄的水雾，空气里是他身上古龙水混着烟草的味道。
我伸手去摸他的手背，梦就醒了。
醒来的时候天花板是灰白色的。
监狱里的灯永远不关，彻夜彻夜地亮着，像是怕人在黑暗里死了没人知道。
我翻了个身，铁架床咯吱咯吱响，下铺的老头嘟囔了一声又翻过去。
我把手腕举到眼前，借着走廊里透进来的光看——手腕上空空荡荡的，被金镯子箍出来的那圈浅白色的印子早就消了。
一年了，什么都消了。
我把手腕贴到嘴唇上，皮肤是凉的，舌尖尝到一点点咸。
然后我闭上眼，在满屋子别人的鼾声里，重新拼凑他的脸。
他的眉骨，他的鼻梁，他嘴角那道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的旧疤——那是十几岁的时候跟人打架留下的，对方用碎啤酒瓶划的，差点伤到眼睛。
我给他打过一次剃须泡沫，手指蹭过他的喉结，他握住我的手腕，掌心的温度烫得我抖了一下。他看着我笑，笑意从眼睛里漫出来，很慢，像是融化的黄油。
眼睛下面有细细的纹路，是这些年熬夜和发火熬出来的。他笑起来的时候那些纹路会加深，看起来比平时老了五岁。他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又比实际年龄年轻，像个永远停留在二十八九岁的大男孩。我有时候觉得他身体里住着两个人——一个是三江口的周老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跺跺脚半个城都要抖三抖；另一个是在鱼塘边喂锦鲤的普通人，蹲在那里看着水里翻腾的鱼群，眼里全是平静的满足。
后来我见不到他了。
我在监狱里，他在监狱外面。
隔着铁窗，隔着高墙，隔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千七百六十个小时。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回忆他，回忆到后来，连回忆本身都变成了一种刑罚。
01.
遇到周荣那年我十九岁，还是个在网吧当网管的愣头青。
那之前我在三江口已经漂了五年。
十四岁从老家跑出来，兜里揣着一百二十块钱——村里一个好心的大娘偷偷塞给我的，她信佛，说我命苦，我说大娘您别可怜我，我爸死了我高兴还来不及。
我妈走得早。
生我的时候大出血，还没送到镇上卫生院人就没了。
我爸从此恨上了我，觉得是我克死了我妈，所以管我叫“贱人”，后来我认了点字，又给自己改成了“建仁”。
我爸喝酒，喝了酒就打我，冬天让我光着脚站在院子里，说让我也尝尝冷的滋味。后来他掉进了村口的鱼塘，捞上来的时候已经硬了。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更奇怪了，好像我不只是克父克母，还克所有靠近我的活物。
有个算命的瞎子路过村子，给我摸过骨。他说这孩子命硬，克亲克友，一辈子注定孤寡。村里人信了，从此见了我都绕着走。我倒不在乎，反正他们以前也不怎么搭理我。但我记住了那句话——一辈子注定孤寡。那年我十二岁，已经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十四岁那年冬天，那个信佛的大娘也死了。我站在她家的院墙外面，看着他们抬棺材，心想，这下连给我塞钱的人都没了。第二天一早我背了个蛇皮袋去了镇上，坐上了一辆去三江口的长途汽车。车上四十多个座位，只坐了七八个人，都在打瞌睡。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脸贴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一点一点往后退。
我想，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在三江口的头五年，我洗过盘子，发过传单，在工地搬过砖，在天桥底下睡过觉。十六岁那年差点被人骗去黑砖窑，跑了三天三夜，脚底板磨掉一层皮，最后爬上一辆运煤的火车才逃出来。十七岁在一个餐馆端盘子，老板拖欠三个月工资不给，我把一盘鱼香肉丝扣在他脑袋上，然后从后厨窗户翻出去跑了。十八岁那年冬天，我找到了网吧网管的工作。一个月一千二，包吃包住，吃是泡面，住是仓库改的隔间，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但我挺知足——总比在天桥底下强。
我记得那天晚上特别冷。
三江口的冬天湿冷湿冷的，冷气直往骨头缝里钻。暖气片坏了两天了，老板说修，一直没修。网吧里没几个人，空气里全是烟味和泡面味，键盘上落了一层灰，我懒得擦。
我裹着一件军大衣缩在前台打瞌睡，大衣是从夜市上淘来的二手货，棉花都结块了，穿在身上跟披了层纸板似的。
凌晨三点，门被人推开了，灌进来的冷风让我打了个哆嗦。
进来的是一群人，打头那个穿着黑色羽绒服，领子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
他站在门口拍了拍肩膀上的雪，动作不紧不慢的，像是走错了门正在考虑要不要退出去。
然后他抬头看了一圈，目光扫过一排排空着的电脑，最后落在我身上。
我认得他。
三江口的人谁不认得他？
周荣，荣城集团的老板，三江口最有钱的人，据说他的一条皮带够我吃一年。
街头巷尾关于他的传说多了去了——有人说他十六岁就捅过人，有人说他的第一桶金是走私，有人说他黑白两道通吃，公安局的人见了他都要递烟。
但传得最神的是他的脾气，说翻脸就翻脸，说动手就动手，前一刻跟你称兄道弟，后一刻能把你的脑袋按在火锅里。
他走到前台，低头看着我。
灯光从他背后打过来，他的脸落在阴影里，只有眼睛亮得很，像冬天的星星。
“小兄弟，”他说，“跟你打听个人。”
他的声音很低，带着点三江口本地人特有的拖腔，不紧不慢的。
他让我找的人叫李瘸子，欠了周荣一笔钱，跑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胆子，居然跟他说我知道这个人。
其实我只是见过他一面——李瘸子经常来网吧通宵，每次都坐最后一排，点最便宜的泡面，一坐就是一整夜。
我给他送过几回泡面，所以记得。
周荣让我带路。
我从柜台后面绕出来，军大衣的下摆拖在地上，看起来大概像一只刚从下水道里爬出来的耗子。
他的一个手下看了我一眼，嘴角抽了抽，似乎在忍笑。
周荣没笑，他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把自己脖子上的围巾摘下来，随手搭在了我肩上。
围巾是羊绒的，又软又暖，上面有淡淡的檀香味。
我后来想了很久，为什么那天晚上他会注意到我——一个瘦得跟竹竿似的网管，裹着露棉花的军大衣，冻得鼻尖通红。
也许是因为我的眼睛，也许是别的什么。
他说他那天看到我的时候，想起了一条狗。
一条被人扔在雪地里的野狗，浑身发抖，但眼睛亮得惊人。
他让我帮他找人，我帮他找了。
他让我帮他传话，我帮他传了。
临走的时候他塞给我一沓钱，厚得我手抖。
我没接。
倒不是不是我有多高尚，对于钱这种必需品，我一向是来者不拒的。
但我只是觉得，拿了这钱，我跟他就两清了。我不想两清。
他看了我一眼，把钱收回口袋里。
然后他低头，把自己左手腕上的金镯子摘了下来。
“拿着，”他把镯子放进我手心里，“明天来荣城集团找我。”
那镯子沉甸甸的，还带着他的体温。
我攥着它站了好一会儿，直到他的车尾灯消失在巷子尽头，才低头去看——镯子是开口的，款式很老，上面刻着一圈我看不懂的花纹。镯子太大了，套在我手腕上空荡荡的，像小孩偷戴大人的首饰。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
我坐在仓库改的隔间里，裹着那件军大衣，把那根金镯子翻来覆去地看。
镯子内圈刻着两个字，很小，笔画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孩子刻上去的——“周荣”。
他连刻字都这么难看。
我笑了，笑着笑着，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我把镯子套在手腕上，又摘下来，又套上去，反反复复。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镯子给我，也许只是一时兴起，也许明天他就会后悔，也许他只是把我当成了一个好玩的小玩意儿。
但我不在乎。
这是我这辈子收到的第一份不带任何条件的礼物。
天快亮的时候，我走到洗手间，在水龙头底下洗了把脸。
水管里的水冰得刺骨，泼在脸上像是被刀片划了一下。
我抬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白得像纸，嘴唇冻得发紫，头发乱得跟鸡窝似的。
我把金镯子戴回手腕上，用袖子盖好，推开了网吧的门。
我去荣城集团找他了。
他在办公室等我。
那是顶楼最大的一间办公室，落地窗外是整个三江口的天际线。
我第一次站在那么高的地方往下看，有点晕，感觉自己随时会从窗户飘出去。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和昨晚那个在网吧门口拍雪的判若两人。
他看到我进来，目光在我手腕上停了一瞬，然后笑了一下。
“把镯子还我。”他说。
我一愣，下意识捂住手腕。
那个动作大概是太明显了，他的笑意更深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亮得像火星。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推到我面前。我打开一看——是一套崭新的西装，标签还没剪，面料摸起来滑溜溜的，是那种穿上去会显得人模狗样的好料子，西装下面还压着一条领带，深蓝色的，带着细密的暗纹。
“从现在开始，你跟着我，”他把椅子往后一靠，双腿交叠，看着我的眼神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吃我的，住我的，穿我的，镯子你先戴着，等你哪天不想跟着我了，再还我。”
“我不还。”我说。
他挑了下眉毛。
“不还也行，”他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烟雾从他手指间袅袅升起，模糊了他的表情，“那你就得一直跟着我。”
“好。”我说。
几乎是第二天就有人问我怕不怕他。
我说不怕。
问的人很惊讶，说周荣在三江口是出了名的疯。
他疯起来是真的疯——有一回在饭局上一个老板说了句不中听的话，他直接把一盆水煮鱼掀翻在桌上，滚烫的红油差点溅到那老板的脸上，那老板吓得当场就跑了，连夜离开三江口，再也没回来过。
我说我知道，但我就是不怕他。
因为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跟我是一样的人。
都是从泥潭里爬出来的，都是在人世间吃过太多亏的，都是被别人当成疯子和怪物的。
只不过他比我早爬出来几年，所以他有资格疯，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脾气、砸东西、把人踩在脚底下。
而我不能。
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活着，活在他给我的那一小片屋檐底下，像一条被人捡回家的流浪狗，随时担心又被扔出去。
但我不会让自己被扔出去。
我有我的办法。
02.
最开始的时候吧，胡建仁这个人在荣城集团的存在感，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说大吧，他确实只是周荣的秘书，端茶倒水，接电话跑腿，公司里随便哪个部门经理都比他级别高。
说小吧，周荣走到哪儿都带着他，吃饭带着，开会带着，谈生意带着，就连深更半夜睡不着觉也要打电话把他从被窝里薅起来，让他陪自己下象棋。
周荣的象棋下得很臭，动不动就被将死，然后他就把棋盘一推，说再来。又不让胡建仁让他，但他自己输了又发脾气。
有一回输了棋把一枚“马”扔出了窗外，第二天又让胡建仁下楼去找，胡建仁在楼下草丛里找了四十分钟，把“马”捡回来的时候，上面沾了泥，他拿去水龙头底下冲干净，放回棋盘上。周荣看着那枚湿漉漉的“马”，忽然说：“不下了。”
公司里有人私下叫他“跟屁虫”，他听见了也不恼，笑嘻嘻地给人递烟。
跟着周荣有小半年的时间里胡建仁也长了些肉，在网吧当网管那会儿他瘦得跟筷子似的，一米七几的个子体重不到一百一，周荣让他住进自己安排的地方，每天的饭菜都是从周荣常去的餐厅直接送过来的，胡建仁一开始不习惯，总觉得吃人家嘴软，后来想开了——反正这辈子就跟着他了，吃他的穿他的用他的，然后把这条命也给他就是了。
胡建仁的皮肤本来就白，底子好，吃了半年好的，整个人看起来白得发光，他脸圆了一点点，刚好把原来的尖下巴撑出一点柔和的弧度，手腕还是细，但比从前多了些肉感，手掌摊开的时候能看到浅浅的肉窝，周荣有时候看着他在文件上签字，那只白嫩嫩的手握着笔，指节分明但又有层软软的肉包着，看起来糯得很，像是刚蒸好的年糕。
看起来特别好欺负。
但没人敢真的得罪他。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周荣的药在胡建仁手里。
周荣有躁郁症这件事，在三江口的圈子里不算秘密。
犯病的时候他会砸东西，会拿脑袋撞墙，会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满屋子打转。有一回他把办公室里的鱼缸砸了，玻璃碴子溅了一地，两条金龙鱼在地上扑腾，他自己踩在玻璃碴子上满脚是血，却浑然不觉。
胡建仁一个人把他按住了。
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一米七几的小个子，居然把一个发疯的一米九的大男人拦腰抱住，两个人一起滚在地上。
周荣在他怀里挣扎，指甲抓破了他的脸，牙齿咬在他的肩膀上，血把白衬衫染红了一大片。胡建仁一声不吭，就那么死死抱着，等他安静下来。
后来周荣清醒了，看到胡建仁肩膀上血肉模糊的牙印，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句：“建仁，疼不疼？”
胡建仁笑了，一边拿纸巾擦脸上的血一边说：“不疼，哥，你这牙口不行啊，还没李棚改送来那狗咬得狠。”
周荣愣了一瞬，然后也笑了，他把胡建仁的脑袋按进自己怀里，下巴搁在他的头顶上，半晌没说话。
那之后周荣的药就交给了胡建仁保管。
每天早晚，胡建仁会把药片放在手心里递过去，周荣想都不想就吞了。
有时候两颗，有时候三颗，他从来不数，接过就咽。
说实话，在胡建仁入狱之前，倒是没有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候周荣只是偶尔会烦躁，会失眠，会在半夜给胡建仁打电话，不说话，就在电话那头沉默着，听着胡建仁的呼吸声，听上半个小时，然后说一句“睡了”，挂了。胡建仁知道他睡不着，所以也不挂电话，他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开着免提，一边翻账本一边听着电话那头的沉默。
有时候他会故意弄出一点声音——翻页的声音，喝水的声音，钢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让周荣知道他在。
这些细小的声音像锚一样，把周荣从失眠的深海里一点一点拽回岸边。
那时候周荣还能控制自己。他面对那个赵老板的羞辱时，脸上一丝波动都没有。
那个赵老板是外省来的，做房地产的，手里有一块三江口的地皮，位置很好，周荣想拿下来做商业综合体。
饭局约在枫林晚，包间里铺着厚得能埋住脚背的地毯，桌上摆着白瓷餐具，筷子托都是玉的。
赵老板喝了几杯酒就开始翘尾巴。
他大概觉得周荣不过是个地方上的土老板，上不了台面，言语间夹枪带棒的，一会儿说三江口是小地方没见过世面，一会儿又说周荣的生意做得野路子不够正规。周荣一直笑，端着酒杯，跟四周环绕的美女调笑。
胡建仁坐在离周荣很远的地方，手在底下攥成了拳头。
他的指甲掐进掌心，在肉上刻出四道月牙形的印子。
后来赵老板喝高了，话越来越难听。
“周荣你忘了你当年为了那块地把女朋友送我的事儿了…”
话没说完，陆一波和周淇站了起来。
他们想把赵老板架走，免得周荣发作。
但周荣没发作。
他端着酒杯的手稳得像铁铸的，连晃都没晃一下。
他还伸手拦住了陆一波，说：“别管他，来，干了。”
那语气平静得不能再平静。
他的眼睛甚至是温和的，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小孩。
但胡建仁心里有一团火在烧。
从前，他被村里人指着脊梁骨骂“扫把星”，他在天桥底下饿得前胸贴后背，他在餐馆端盘子被老板克扣工资还挨了一巴掌，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被人看不起。
他自己被看不起也就算了，他早就习惯了。
但他不能容忍别人看不起周荣。
他不能。
所以他抄起了酒瓶。
那是一瓶刚开了没多久的OX，瓶身很沉，沉甸甸地握在手里有一种踏实的质感。
他抡起来的时候感觉到酒液在瓶子里晃荡，发出沉闷的声响。
然后瓶子碎了——碎在那个赵老板的后脑勺上。
玻璃碴子崩了一地，白兰地和血混在一起流了那人一脑袋。
赵老板倒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酒杯，杯子砸在地毯上，发出一声闷响，酒渍洇开，在地毯上浸出一朵暗红色的花。
包间里安静了大概三秒钟。
然后炸了锅。
赵老板的人要冲上来，被周荣的人拦住。
陆一波愣在原地，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周淇反应最快，一把拽住胡建仁的胳膊把他往后拖，但胡建仁手里还攥着碎酒瓶的瓶口，指节握得发白，眼睛直直地盯着地上那个不省人事的赵老板，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周荣站在原地没动。
他看着胡建仁，沉默了两秒。
那两秒钟像被拉长成两个小时——灯光照在碎玻璃上折射出七彩的光点，地毯上的血渍越洇越大，包间里的暖风呼呼地吹着，把血腥味和酒味搅在一起，发酵成一种令人反胃的气味。
然后周荣动了。
他走到胡建仁面前，从他手里把碎酒瓶拿下来，丢在地上。
动作很轻，像是从孩子手里拿走一件危险的玩具。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心沾上了玻璃碴子，划了几道浅浅的口子，渗出细小的血珠。他不在意地甩了甩手，然后抬起眼睛看着胡建仁。
“谁让你动手的？”他问。
胡建仁没有回答。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他只知道那团火还在烧，烧得他浑身发抖，眼眶发烫。
周荣没有再问。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按在胡建仁的右手上——胡建仁握瓶子的那只手被溅起的玻璃碴划了好几道口子，血顺着手腕往下淌，把金镯子染红了。
血沿着镯子的花纹蜿蜒流淌，在金色的表面上勾勒出细细密密的红色纹路。
“回去给你包一下。”周荣说。
声音很低，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
后来赵老板被送去了医院，缝了十几针，捡回一条命。
胡建仁以故意伤害罪被捕。
周荣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把三年刑期减到两年，再从两年减到一年。那些不肯帮忙的人，他把名字一个一个记在心里。
宣判那天周荣没有来。
胡建仁站在被告席上，往旁听席扫了一圈，没有看到那个穿灰色西装的身影。
他垂下眼睛，把左手腕上的金镯子转了转，然后笑了。
他猜得到周荣为什么不来。
判决下来之后，胡建仁被押送回看守所，等待转到监狱。
那天晚上他躺在硬板床上，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回想那个画面——周荣站在枫林晚的包间里，把他的碎酒瓶从手心里拿走，动作轻得像是在触碰一件易碎品。
胡建仁闭上眼睛。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值了。
03.
入狱之前，胡建仁把金镯子摘下来还给了周荣。
那是在审讯室里，周荣找叶剑换了一次探视的机会，胡建仁把镯子从手腕上褪下来——开口镯子很好摘，轻轻一拉就下来了。
他把它放在桌子上，推到周荣面前，镯子在木质的小桌上发出闷闷的一声响。
“戴着不方便，”他说，“荣哥，等我回来了再给我。”
周荣盯着那个镯子看了很久。
他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着，节奏越来越快，然后又忽然停住。
他伸手把镯子拿起来，攥在掌心里，攥得很紧。镯子的边缘嵌进他的掌心，留下深深的红印。
他攥着它，像是攥着某种会随时从指缝间溜走的东西。
“里面我打过招呼了，”他说，声音干涩得像砂纸，“不会有人为难你。”
“我知道。”胡建仁笑了笑。
审讯室里沉默了片刻。
“出来之后你还跟着我。”
周荣没看他，眼睛盯着审讯室里没被灯光照射到的角落。
胡建仁看着他，轻轻开口：“我肯定跟着你，哥，我哪儿也不去。”
过了好一会儿，周荣才开口，声音低得像是自言自语：“你要是敢跑，我就把你的腿打断。”
胡建仁靠在座椅上，歪着头看着他，笑嘻嘻地问：“打断了腿还能跑得动吗？”
“跑不动也得跑，”周荣说，“爬也得爬回来。”
胡建仁嘿嘿一笑，伸手想去够周荣的手背，审讯室的门被叶剑打开了，胡建仁只得把手又收了回去。
周荣被叶剑带回去了，胡建仁一个人坐在审讯室里，把手腕贴在脸上。
那个空荡荡的位置凉得刺骨，像是被生生挖走了一块骨头。
那一年对周荣来说，后来胡建仁才知道，是地狱般的日子。
胡建仁入狱大概一个多月后，周荣开始不对劲了。
起初只是失眠，他以前也失眠，但没有这么严重——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脑子里过着一遍又一遍胡建仁被带走那天的画面，那蠢货的脑袋上开了一朵血花，胡建仁的手上全是血，金镯子被染得通红，这些画面像卡了带的录像机一样反复播放，怎么都关不掉。
后来是烦躁。
他在办公室里坐不住，站起来又坐下去，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开会的时候他会突然打断别人的发言，说一些毫不相干的话，有回朗博文在汇报账目，正说到一半，周荣忽然问：“几点了？”
朗博文愣了一下，抬手看了看表：“十点二十，荣哥。”
周荣点了点头，然后站起来走出会议室，把所有人都晾在那儿。
他去走廊尽头的窗户边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悬了很久，最终还是把手机收回了口袋。
然后是暴怒。
他开始砸东西——茶杯、台灯、电脑屏幕、办公室里的落地窗。
最严重的一次他把整面墙的鱼缸砸了，两条护士鲨在地上扑腾，玻璃碴子溅了一地，他光着脚踩上去，脚底割得稀烂，血把地毯染红了一大片，他却好像感觉不到疼，只是站在那里喘粗气，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那次是李棚改硬着头皮冲进去按住他的。周荣在他怀里挣扎，力气大得像是要把整个身体撕碎，指甲抓破了李棚改的脸，李棚改咬着牙扛着，一边冲门外喊：“叫救护车！叫救护车！”
救护车来了，医生给周荣打了一针镇静剂，他在药物的作用下终于安静下来，躺在担架上，嘴唇发白，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医生把他送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最后的诊断结果是躁郁症，而且是应激性发作，与长期的分离焦虑和精神高度紧张有关。
医生建议身边有专人二十四小时陪护，定期服药，保持情绪稳定。
但周荣不让任何人碰他的药。
那些白色的小药片，以前是胡建仁一颗一颗放在手心里递过去的。
胡建仁从来不会忘了时间，早晚各一次，比闹钟还准，他把药递过去的时候，周荣想都不想就吞了，有时候两颗，有时候三颗，他从来不数，接过就咽，吞完之后他会张开嘴让胡建仁检查，像个被家长盯着刷牙的小孩。
现在胡建仁不在了。
周荣把药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谁来都不给。
胡建仁在进去之前叮嘱过李棚改，李棚改想想仁哥的千叮咛万嘱咐，还是硬着头皮试了一次，趁周荣睡着的时候偷偷把药溶在水里给他喝，被他察觉了，摔了杯子不说，还差点把李棚改从楼梯上推下去，幸亏陆一波那天来找周荣抱怨朗博文三天两头在枫林晚赊账的事，扶了一把李棚改，
“我的药只有他能管，”周荣说这话的语气让人脊背发凉，“别人谁也不许碰！”
陆一波后来跟周淇喝酒的时候说起这件事，端着酒杯的手都在发抖。
“淇淇，你知道那天多吓人不，”他说，“那时候我真的觉得他疯得差不多了，比之前那什么症严重多了，他是真有病啊，你见过一条狗等主人回来吗？主人走了，它就不吃东西，谁喂都不吃，就蹲在门口一直等，反正荣哥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那条狗。”
有一天周荣忽然问李棚改：“建仁走了多久了？”
李棚改算了算，说：“四个多月了，荣哥。”
周荣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天色从灰白变成深蓝，办公室里没开灯，他整个人陷在黑暗里，只有眼睛的反光在闪烁。
然后他开口，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还有七个多月。”
李棚改说他当时鼻子一酸，差点没绷住。
跟着周荣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周荣这样——这样脆弱，这样不像周荣。
监狱里的日子，比胡建仁预想的要好一点。
周荣打过招呼，狱警对他还算客气，同监室的人知道他和周荣的关系，也都不敢惹他。
每天按部就班地吃饭、劳动、睡觉，日子过得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没什么味道，但至少能喝。
最难熬的是夜晚。
监狱里灯火通明，彻夜不熄，胡建仁常常睁着眼睛盯着上铺的床板，数上面的划痕。
一条，两条，三条。数到后来就乱了，从头再来。
夜里最容易想人——想三江口的雨，想公司走廊里的脚步声，想那间办公室里的檀香味，想那辆黑色迈巴赫皮座椅上被暖风捂出来的温度。
想周荣。
第一周他以为周荣会来看他。
没有。
第二周也没有。
第一个月他告诉自己，他忙，他有生意要做，有官司要打，有太多事要处理。
第二个月他告诉自己，他不来了，他大概忘了我了，他身边那么多人，不缺我一个胡建仁。
第三个月梅东也进来了。
梅东判的时间不长，有的时候是15天有的时候是3个月，反正就没事干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度假似的。
梅东说：“荣哥最近忙得很。到处托关系弄你的减刑。”
胡建仁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笑得眼眶发酸。
他说：“你让他别忙了，一年很快的，我扛得住。”
梅东看着他，欲言又止。
胡建仁知道他有话没说。
梅东是个嘴严的人，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说。
但胡建仁从他眼睛里读出了什么——周荣不太好。肯定不太好。
但胡建仁没有追问。
在监狱里住了这几个月，他学会了一件事——有些事知道得太清楚，只会让日子更难熬。
04.
我跟梅东扯闲篇的时候，他问我：胡建仁，你跟周荣到底是什么关系？秘书？兄弟？还是别的什么？
我每次都笑，说你猜。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
我们之间的那条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模糊了，也许是从第一次他喝醉了酒把我按在床上开始的，也许更早——早到那个冬天，他把自己手腕上的金镯子摘下来放进我手心里的时候。
总之事情就那么发生了。
那天他谈成了一笔大生意，高兴，喝了很多酒。我送他回家，把他扶到床上，正要走，手腕被人拽住了 他的力气大得惊人，我整个人被他拽倒在床上，摔得七荤八素。然后他的身体就压了过来，滚烫的呼吸喷在我的颈窝里，带着白酒辛辣的气味。
“建仁，”他的嘴唇贴着我的耳垂，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别走。”
我没有走。
也不会走。
那天晚上他弄了很久，像是要把身体里所有的焦躁和空虚都发泄出来。他的动作又狠又急，像是恨不得把我揉碎了吞进肚子里。我被他翻来覆去地折腾，到最后整个人都是软的，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像条死鱼一样趴在床上，任由他在我背上落下密密麻麻的吻。
后半夜他终于停了。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床垫一轻，他去了洗手间，水龙头哗哗响了很久。然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条热毛巾，一点一点地给我擦身体。
擦完之后他坐在床边，半天没动。我背对着他，看不见他的表情，但我知道他在看我——他的目光是有重量的，落在皮肤上会有灼烧感。
过了很久，我感觉到他俯下身来，嘴唇贴在我后颈上，轻轻地碰了一下。然后我的左手手腕被人抬起，一个冰凉沉重的东西套了上来。
我睁开眼，低头一看——是他的金镯子。
这个镯子我太熟悉了。三江口的人也都知道，周荣左手腕上有个金镯子，是他母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据说比他的命还重要。当初他摘下来给我，后来我去找他，他也没要回去。这些年一直戴在额自己手上，不过我一个秘书天天带着这克数的镯子太张扬了，上班的时候就给摘下来了，下了班再带回去，今晚应酬，我们作为乙方也不好带个大金镯子在甲方面前晃来晃去，我收起来放在西装内衬口袋里，靠近心脏的位置。
可能是周荣扯掉我衣服的时候掉出来了，他又给我戴上了。
镯子太大了，搭在我的腕骨上晃晃悠悠的，开口处张得很大，像是随时会掉下来。但它没有掉——他的手还握着我的手腕，拇指贴着镯子的内侧，指腹一下一下地摩挲着我的皮肤。他的手掌很热，热得像是要把金子都捂化了。
“戴着，以后都戴着，不许摘下来。”他说。
“荣哥——”我刚开口，他伸手捂住了我的嘴。
“别说话。”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把镯子往上推了推，让它正好卡在腕骨上面，不会掉下来。金镯子贴着皮肤，很快就沾上了体温，不再冰凉。
我低头看了它很久，忽然觉得它在发光，像是黑夜里的一小片太阳。
他把我拽进怀里，手臂箍得很紧，下巴抵在我的头顶上。他的胸口很热，心跳很快，快得像擂鼓。然后我听见他说话，声音闷闷的，带着点鼻音，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我想了很久，”他说，“从你帮我处理掉李瘸子那件事我就开始想了。想了大半年，想不明白。我周荣什么人没见过，怎么就……”
他停下来，深吸一口气。
“怎么就非得是你呢。”
这句话在我耳朵里打了好几个转。
非得是你。
我把脸埋进他的胸口，闻到一股淡淡的檀香味。
我的手搭在他的背上，感觉到他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
他的身体很沉，压在我身上的时候像一块滚烫的石头，让人喘不过气，又让人安心得想哭。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床头柜上放着一碗粥，还冒着热气。旁边是一盒药膏，和一张便签，上面写了几个字：涂好，别省。
他的字很难看，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周荣没读过几年书，这一点他倒是从来不避讳。
那之后一切都变了。
镯子从此就套在我手腕上了，我也再不会摘下来。公司里的人当然注意到了，背地里猜什么的都有，但没人敢当面问。
倒是陆一波有回喝多了，大着舌头指着我的手腕问：“建仁，你啥时候买的新镯子？挺贵的吧？”
我看了一眼周荣。
他正端着酒杯跟朗博文说话，脸上的表情纹丝未动，只是端酒杯的那只手，无名指不自觉地敲着杯壁，节奏越来越快。
“别人送的。”我笑着跟陆一波说。
陆一波没听出什么来，倒是朗博文，目光在我手腕上顿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移开了。
大概从那天开始，我跟周荣的关系就是公司心照不宣的事了。
05.
我出狱那时是四月。
三江口的春天来得很晚，都快清明了，路边的法国梧桐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树枝像一把把倒插在土里的扫帚。
天灰蒙蒙的，风吹在身上还是凉的，凉里带着一点点潮湿，预告着接下来几天会有一场连绵不断的雨。
我以为会是陆一波或者李棚改来接我。
也可能谁都不来，我自己打个车回去，敲开门，看到周荣坐在客厅里，手里端着茶杯，抬头看我一眼，说一句“回来了”，就像我不过是出门买了趟菜。
我甚至在心里排练了这个场景——我该用什么表情，说什么话，走路的步速是快一点好还是慢一点好。
我在里面用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反复排练这个画面，精细到他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茶几上会放着什么，电视里会播哪个台。
但我没想到是那种场面。
二三十辆豪车在监狱门口一字排开。
奔驰、宝马、路虎、宾利、劳斯莱斯，还有好几辆我说不出名字的跑车，整整齐齐地停在大门外面的空地上，像是四S店在搞车展。
二三十个西装墨镜的男人站在车旁，阵势大得路过的行人都绕着走，以为是哪个黑社会大佬出狱。
最中间那一辆是他的座驾，黑色的迈巴赫，刚洗过，车漆亮得跟镜子一样，能照出人的影子。
车门开了。
他走下来。
后来我想了很久该怎么形容那天他的样子。我查过很多形容词——花枝招展，孔雀开屏，隆重其事——但都不准确。
最准确的说法大概是——他那天的样子，像是去娶亲的。
不是去接一个蹲了一年大牢的小秘书，而是去迎娶一个明媒正娶的新娘。
他身上那套浅灰色的Dior西装，剪裁考究，面料在四月的微光里泛着低调的光泽。
衬衣白得晃眼，领带是藏蓝色的，上面有细密的银色暗纹，在光线变化的时候会若隐若现地闪一下。
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发胶用了不少，一缕碎发都不曾有，下巴刮得干干净净，凑近了能闻到剃须泡沫淡淡的薄荷味。
他甚至还喷了香水，很淡，很好闻，是木质调的，带着一点点若有若无的花香。
我站在监狱门口，穿着一年前进去时的那身旧衣服——裤子松了一大圈，裤腰用一根皮带勒着，皮带扣别到最里面那个孔还是松。
头发是监狱里剃的板寸，还没长出来，青茬茬的贴着头皮，让我整个人看起来更小了，像一颗被剥了壳的水煮蛋。
我们隔着二三十辆豪车对望。
然后他穿过两排豪车之间的通道走过来，皮鞋踩在水泥地上，每一步都走得不快不慢。
风从监狱的方向吹过来，掀起他西装的下摆，领带飘了一下，又被他的手掌按回去。
他走到我面前，低头看着我。
我想我这个时候一定很狼狈。
颧骨凸出来了，下巴尖了，眼眶更深了，脖子细得像一折就断。
他没说话。
他把手伸进西装内袋，掏出一样东西。
是我的金镯子。一年了，被他保养得锃亮，在阴天的微光里反射出暖融融的金色光芒，像一小团凝固的阳光。
他攥住我的左手腕，把镯子往上套。
镯子还是太大了，搭在我手腕上晃悠悠的，开口处张得很大，随时会滑下来。
我瘦了太多，整个人缩水了一圈，手腕比一年前细了大概一指——原来的镯子刚好卡在腕骨上方不松不紧，现在却要往小臂上推一截才能勉强挂住。
他低下头，贴得更近了些，右手把镯子往上推了推，左手还攥着我的手腕不放。
他的拇指在我手腕内侧蹭了蹭，蹭到了一条细细的疤痕。
那条疤是我在里面劳动时不小心划的。
很简单的一件事——修理工作间的铁架子，角铁边缘没打磨光滑，我搬的时候一滑，锋利的铁皮在手腕内侧划了一道三厘米长的口子。当时流了不少血，狱医缝了三针。
他的拇指在那条疤上来回摩挲了几遍。
他的手指有点抖，抖得很轻微，如果不是我的手腕被他攥在掌心里，我根本感觉不到。
然后他攥得更紧了，紧得像要把自己的手指嵌进我的皮肤里。
当着二三十个人的面。
“瘦了。”他说。
他松开手，转过身，拉开迈巴赫的车门，往旁边让了一步。
我上了车。
副驾驶的位置。
座椅被调到了一个刚刚好的角度，靠背不仰不直，坐下去整个人被稳稳当当地包裹住。
我伸手去摸安全带，指尖碰到的是被太阳晒过的温热，暖融融的，像是有人提前把车里的暖风开到了最高档。
我扭头看了他一眼。
他正在发动引擎，侧脸对着我，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两下，然后把车开了出去。
二三十辆豪车跟在后面，排成一条浩浩荡荡的长龙，从监狱门口一路开进三江口市区。
那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出巡。
出狱之后的生活，和我想象的差不多。
周荣变了很多。没变好，也没变坏，倒是变得更喜怒无常了。
他的躁郁症在我入狱期间彻底爆发，以前只是偶尔烦躁，现在是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
公司里的人现在走路都绕着他的办公室走，生怕哪个眼神不对就触了霉头。
回到他家的那天晚上，他从浴室出来，浴袍带子松垮垮地系着，头发还滴着水，水珠顺着脖子流下来，在锁骨上积了一小摊。他走到床边坐下，背对着我，一声不吭地拿毛巾擦头发。
我犹豫了一下，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他。他的身体僵了一瞬，然后放松下来，靠进我怀里。他身上是沐浴露的味道，很淡，混着潮湿的水汽。我低头把嘴唇贴在他肩胛骨之间，那里的皮肤有点粗糙，是一道旧疤。
他被我亲得打了个激灵，转过身，一把把我推倒在床上，俯身压下来。他的浴袍散开了，头发上的水珠滴在我的脸上、脖子上，凉凉的。他低头看着我，眼神是炽热的，又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脆弱，像是要确认什么，又怕确认之后会失望。
他的嘴唇压下来的时候用力过猛，撞得我的嘴唇生疼。他的手指插进我的头发里，揪住了，力气大得像是要把我的头皮都扯下来。我的短发刚长出来不久，软软的，跟过去不一样，他似乎被这个触感弄得不适应，手指顿了一下，然后揪得更紧了。
我伸手解他的浴袍带子，手抖得解了好几次才解开。他在我嘴唇上咬了一口，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一股铁锈味在舌尖化开，又被他的舌尖卷走了。
“荣哥，”我好不容易从他嘴里挣脱出来，喘着气说，“你轻点……”
他好像听不见我说话，整个人陷入一种近乎疯狂的焦躁中。他的嘴唇离开我的嘴，沿着下巴一路向下，在喉结上停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咬下去。然后是锁骨，然后是胸口，每一处都用了很大的力气，留下深深浅浅的牙印和紫红色的吻痕。
我疼得浑身发抖，但咬着牙没出声。我太了解他了，他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卸下所有的伪装，暴露出他身体里那头困兽。那一年里他吃了太多苦，憋了太多火，受了太多委屈，现在他需要一个出口。
而我，就是那个出口。
一直都是。
当他进入的时候我差点叫出声。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急躁过了，像是在证明什么，又像是在宣泄什么。我的双腿缠在他的腰间，他每撞一次，手腕上的金镯子就在他脖子上磕一下，发出细碎清脆的声响。
叮当，叮当，叮当。
他忽然停下来，额头抵着我的额头，鼻尖对着鼻尖，呼吸又急又重。
“这声音，”他说，“我在梦里听过。”
然后他又开始动起来，不再那么急躁，但依然很用力。金镯子敲在他脖颈上的声音越来越密集，像是一种奇异的节拍器，又像是什么古老的仪式。他把脸埋进我的颈窝里，嘴唇贴着我的脉搏，一点一点地亲吻。我抱着他的头，手指穿过他的头发，感觉到他后颈上的汗水。
后来我被他折腾得昏过去了。他以前也有过很激烈的时候，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像是一头被关了一年的猛兽终于挣脱了笼子，第一次吃到肉。
醒来的时候是凌晨。窗帘没拉，月光照进来，铺了一地银白。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灯罩歪了，灯泡亮着微弱的光，大概是没关。床单皱成一团，空调开得很低，我露在外面的手臂起了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
我身上是干净的，被子掖得整整齐齐，膝盖上涂了药膏，是那种凉凉的、闻起来像薄荷的味道。
他不在身边。
床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摸了摸他那边的床单，凉的，他应该起身很久了。
我撑着身子坐起来，腰酸得像是被人打断了重新接回去的。
借着月光，我看到他站在阳台上，背对着我，身上的浴袍又松开了，露出半截后背。
他在抽烟——手指间有明明灭灭的红点。
我想叫他，嗓子却哑得发不出声来。于是我安静地看着他。夜风吹动窗帘，把月光切割成无数细碎的片段，落在他肩上，又滑下去。他的背影在月光下显得很高大，但又很奇怪地让人觉得单薄，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躯干还在，但心已经空了。
然后他转过身来，看到我醒了，愣了一下，把烟掐了，三两步走过来。
“怎么醒了？”他在床边坐下，手自然地搭在我的额头上，“发烧了？”
“没有。”我摇了摇头，声音嘶哑得像破锣。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头看我的手腕。金镯子还在那儿晃荡着，月光落在镯子上，沿着花纹游走。
“我睡不着。”他说。
我没问他为什么睡不着。我只是把被子掀开一角，往旁边挪了挪，让他躺进来。他犹豫了片刻，然后钻进被子里，把我裹进怀里，下巴抵着我的头顶，手在我后背上慢慢摸着。
“哥，”我闷在他的胸口，声音含含糊糊的，“我回来了。”
他的手停住了，搁在我后腰上，纹丝不动。头顶传来他的呼吸声，一下，两下，三下。然后他开口，声音低得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浮上来的。
“别再走了。”
他的躁郁症比我入狱前严重多了。
梅东跟我说过，他曾经有一个星期没犯过病——在冈瓦纳的时候，海风吹着，沙滩白得耀眼，天空蓝得不真实，到处都是明亮的、温暖的东西。他一个人坐在海边，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七天没有发过脾气了。
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心里一阵钝痛。
那个让他病入膏肓的原因，那个让他走投无路的人，是我。
而他幻想中那个可以治愈他的冈瓦纳，没有我。
我进去那年他忽然就失去了控制情绪的开关。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回来的第三天晚上，他就发了病。
那天公司没什么事，一切风平浪静。
晚饭吃了他爱吃的红烧肉，我做的，肉炖了两个小时，肥肉化成了一包油水，瘦肉软烂入味，他吃了两碗米饭，连盘子底的汤汁都拌饭吃了。
一切都很正常。
然后到了晚上十点多，他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球，忽然说了一句：“换台。”
我拿起遥控器换了台。
下一个频道在播购物广告，下一个在放什么都市情景剧，再下一个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综艺节目。
他说：“再换。”我又换了一轮。
十几个频道轮了一圈，他说：“再换。”
我放下遥控器，转过身看着他。
他的嘴唇抿得发白，手指在膝盖上急促地敲着，指甲盖敲在骨头上，发出细碎密急的声响，像发报机。
他的眼神开始涣散，瞳孔放大，呼吸变得又浅又快，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身体里横冲直撞，随时会破膛而出。
“哥。”我叫了一声。
他没有反应。
他的手指从膝盖移到了沙发扶手上，指甲掐进皮面，发出吱吱的响声，又猛地站起来，一把扫掉茶几上的所有东西——遥控器、茶杯、烟灰缸——稀里哗啦碎了一地。
茶杯是我最喜欢的那只，杯壁上画着一只胖乎乎的橘猫，是我在夜市上花十五块钱买的。
杯子落在地上，碎成了三瓣，那只橘猫从中间裂开，像被劈成了两半。
我冲过去，从背后拦腰抱住他。
他的力气大得惊人，一肘子顶在我肋骨上，骨头撞骨头的闷响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清晰。疼——是真的疼，疼得我眼冒金星，但我咬着牙没松手。
我知道松手他就完了。
他的拳头砸在我的后背上，一下，两下，三下。
我扛着，把脸埋进他的后颈，闻到他身上残留的古龙水味道和淡淡的烟草味。
“没事了，哥，没事了。”我贴着他的耳朵反复说，声音压得很低，像哄一只受了惊吓的猫，“我在呢，别怕，我在呢。”
他的身体在我怀里剧烈地发抖，牙关咬得咯咯作响，手指攥着我的手臂，指甲嵌进肉里。
然后慢慢地，慢慢地，他的身体软下来。
拳头松开，呼吸渐渐平稳，心跳从擂鼓一样的急促慢慢变回正常的节奏。
他靠在我怀里，后背贴着我的胸口，两个人的心跳叠在一起，像两种不同的鼓点在同一个节奏上找到了共鸣。
“建仁。”他叫了一声，声音哑得不成样子。
“在呢，荣哥。”我把脸贴在他的后脑勺上，嘴唇蹭过他的发梢。
“我梦到你走了。”
我没有说话。
我收紧手臂，把他箍得更紧了些。
他的头发茬子扎在我的下巴上，痒痒的，带着洗发水淡淡的薄荷味。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雨了，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细细碎碎的声响，像是有人在用指甲轻轻敲着窗户。
过了很久——可能十分钟，可能半个小时——他开口说了一句：“药在床头柜，你去拿。”
我说：“荣哥，我回来了，不用吃药了。”
他沉默了片刻，身体彻底松下来，整个人的重量压在我身上，脑袋往后一仰，枕在我的肩窝里。
他的眼睛闭着，睫毛微微发颤。
客厅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他脸上，把他脸上的棱角磨平了几分，看起来比平时年轻，比平时脆弱，比平时更像那个十六岁在三江口街头讨生活的小混混。
我低头看着他的脸，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冬天，也是这样的深夜，这个男人把一条羊绒围巾搭在我肩上，什么都没说。
那时候我觉得他是座山，不可动摇，不可撼动。
现在我才知道，山也会塌。
后来他睡着了。
在沙发上，枕着我的大腿，盖着一条从卧室拿来的毯子，呼吸平稳而绵长。
我靠着沙发扶手，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一只手拿着手机，用最低的亮度翻着网页。我搜了“躁郁症”，又搜了“分离焦虑”，搜到一半把搜索记录删了，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沙发垫子上。
窗外雨还在下，三江口的春天终于来了。
后来他的躁郁症被我一点点压下去了。我从早到晚守着他，夜里他睡不着我就陪他躺着。有时候他做噩梦会突然惊醒，满头大汗地坐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伸手摸我身边的床铺，摸到我在，才放心地重新躺回去。
有一天他忽然问我：“建仁，你回来多久了？”
我说：“快两个月了。”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我好像有三天没犯病了。”
我笑了一声，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您数错了吧，是快一个礼拜了。”
他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然后翻了个身，把我抱进怀里。他的手臂箍得很紧，像是怕我突然从床缝里掉下去。
“我这个人，”他说，“从小就没什么好东西。小时候穷，看别人家小孩吃冰棍都眼馋。后来有钱了，什么好东西都能买到，却觉得没意思了。”
“然后呢？”我贴着他的胸口，听着他的心跳声，手搭在他的肋骨上。
“然后，”他的心跳忽然快了几拍，“然后有一天在网吧里看到一个瘦得跟猴儿似的小网管，大冬天裹着一件破军大衣，冻得鼻涕都流出来了。”
他顿了顿。
“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我得带走。不管用什么办法。”
我笑了，笑得胸口发酸，眼睛也发酸。我把脸埋进他的胸口，用力把眼泪蹭在他的睡衣上。他的手掌落在我后脑勺上，手指穿过我的头发，一点一点地按着。
“您那金镯子，”我说，“什么时候您要要回去跟我说”
他的手指停住了。
“我不要了，”他的声音闷闷的，像隔着一层水雾，“从戴上那刻起，它就是你的。”
06.
叶剑死了。
那天天色就不对。
早晨起来还是晴天，太阳挂在天上，明晃晃的，到了中午忽然阴了，云层从西边压过来，厚得像棉絮，低得像是要压到头顶上，空气又闷又潮，憋得人喘不过气，身上黏糊糊的，像是被一层看不见的湿布裹着。
我那天眼皮一直跳。
左眼跳灾，右眼跳财，我从早上起来左眼皮就跳个不停，跳得我心烦意乱。
跟周荣吃早饭的时候我提了一嘴，他说我迷信。
他从来不信这些，他只信自己。
我说这不是迷信，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他就笑了，说那你的智慧有没有告诉你今天中午吃什么。
我说吃鱼。
中午真的吃了鱼，清蒸鲈鱼，他吃了半条，剩下的半条被我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说晚上热一热还能吃。
那半条鱼被热了又热，最后还是倒了。
叶剑被人杀了。
李棚改跑过来跟我说的时候，那三流演员还在跟我讨价还价。
我没顾上他们还在叨叨些什么，跑进屋让人把所有东西都撤了才敢跟周荣说这事。
我跟周荣说叶队没了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茫然，从茫然变成空白。
他站起来，坐下去，又站起来，嘴唇抖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然后他抬起手，打了我一巴掌。
好像又如梦初醒似的，把手放下来，眼眶是红的，他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好几下，终于挤出几个字：“你快走！出去！”
我的心往下一沉。
叶剑是周荣的发小。他们从小一起在三江口的老城区长大，一起偷过工地上的钢筋，一起跟隔壁街区的混混打过群架，一起从泥潭里爬出来。
但现在叶剑没了。
他一头扎进鲨鱼缸里，整个人都灰白灰白的，像褪了色的旧报纸，又像冬天干涸的河床上被太阳晒了一整个季节的石头。鲨鱼从他身边经过，擦破了他的手臂，血丝渗出来，他浑然不觉。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从鱼缸里拖出来，我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不合适，只能伸出手，把他攥成拳头的手掌一根一根掰开，用自己的手包住他的指尖。
我的手比他小一圈，包不住全部。
“哥，”我说，“我在。”
他低头看着我。
他的眼睛里没有泪，但他的眼神让我想起被遗弃在路边的狗，透出深植在骨子里的茫然。
叶剑的葬礼办得很隆重。
三江口市公安局的都来了，送的花圈从殡仪馆门口一直排到马路边上。
葬礼结束后，我们试探了一下张一昂，没看出来这空降的副局长有什么本事，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担心，他说他需要冷静一下，一个人开车走了。
我没有跟着，我知道他需要独处。
我回到家，把冰箱里那半条鲈鱼拿出来，热了，摆好碗筷，坐在餐桌前等。
等到饭菜都凉透了，门才响。
他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身上带着一股冷风和淡淡的酒气。
他的西装皱巴巴的，领带不知道什么时候摘了，衬衣领口敞着，露出锁骨上一条旧疤。他没有开灯，摸黑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月光从窗户里照进来，把他照得一半明一半暗，像一幅被撕碎又重新拼起来的画。
我从卧室里走出来，把那条热了又凉、凉了又热的鱼放在茶几上。
鱼已经热了三回了，鱼肉散了，筷子一夹就碎。
“吃点东西。”我说。
他没有说话，伸出手，把我拉到沙发上，拽进怀里。
我没有挣扎，安静地靠在他胸口，听着他的心跳——很慢，很沉，像一面被蒙了布的鼓。
“叶剑他……”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木头上打磨，“他小时候偷我的弹弓，被我追着打了三条街，后来我生日，他用零花钱给我买了一个新的，比原来那个更好。”
我没有说话。
我只是把手放在他的胸口，感觉到他的心跳在加速，又慢慢平复下来。
“他说等他退休了，要回老家盖一栋房子，院子里种一棵枇杷树。”他继续说，声音越来越低，“他喜欢吃枇杷。”
我把脸埋进他的胸口。
我知道他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劝解，不需要那些“节哀顺变”的屁话，他只需要一个人，一个能在他最脆弱的时候让他靠着的人。
“荣哥，”我轻声说，“你还有我。”
他的手收紧，把我箍得更紧了些，像要把我嵌进身体里。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雨了——四月的雨，说来就来，细密密的雨丝打在玻璃上，像无数根银针在敲击。
房间里只有淡淡风鱼腥味和混着草腥的雨声，还有两个人交叠在一起的心跳。
很久以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轻得几乎被雨声淹没。
“叶剑没了，朗博文也不老实，陆一波倒是个孬种，但满脑子都是他那个女人。”他的下巴搁在我的头顶上，手指一下一下地摸着我后脑勺上的短发，“有时候我真想，妈的，干脆跑路算了。”
我愣了一下，心里泛起一丝酸涩。
我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的水光被月光映得发亮。
“那荣哥想去哪儿？”我问。
他没吭声，把脑袋搁在我颈窝上蹭了蹭。
我把头重新埋进他的胸口，把那点似有若无的眼泪蹭在他的衬衣上。
衬衣上有烟味和酒味，还有一点点若有若无的檀香。
07.
生活还得继续。
叶剑走了，李棚改也被发配去运沙子了。
周荣把人手重新调配了一遍，该升的升，该调的调，该踢的踢。
他每天从早忙到晚，开会、签字、打电话、处理纠纷，像一头被抽着鞭子往前跑的牛，停下来就会倒下。
也不知道是哪个不要脸的把那财神像的事捅给周荣了，也可能是他自己发现的。
最开始我找那三流演员一张嘴还挺像那回事儿的，就是没啥艺术修养，张嘴闭嘴都是钱，俗。不过荣哥还是挺相信我的，确实那财神像越看越像方庸那老小子，都假正经。
方庸这个人滑得很，礼不收，请客不去，套近乎的话全当没听见。不过，男人嘛，总有爱好。据说方庸的爱好是书法和收藏，那老破小的屋里挂满字画，桌上摆着古董，泥人张还要放柜子里锁着。
我用了两天时间打听到方庸最近在收干月染的字，我找郑勇兵收了副于月染的，反正大差不差的，之前财神像也是找这人收的，还敢给我报六万块，这一尊据他说是清末的铜鎏金财神像，还好意思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从福建漳州某大户人家流出来的，有传承有序的来历，民国时期还被一位南洋富商收藏过。
我翻了个白眼，谁信了就去跟陆一波做一桌。
不过我报了二十六万的账，我把票夹进报销单里，端端正正地放在周荣办公桌上。
他看了一眼，没说什么，签了。
他签字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着他的钢笔笔尖划过纸面，留下一个龙飞凤舞的签名——“周荣”两个字连在一起，潦草得像是快被风吹散。
后来他的支付宝收到一条扣款通知——六万块。
他拿起手机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放下。
他没有问我那六万块花在哪里，就像他从来不问我那些报销单上的数字有多少是水。
他对我吃回扣的事，从头到尾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他的逻辑里，我贪来的钱，最后还不是要花在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上？
冰箱里的菜是我买的，客厅里的花瓶是我挑的，他衣柜里最舒服的那件羊绒衫也是我趁着双十一给他下单的。我贪他的钱，然后用各种方式还给他，他有什么好追究的？
当然这个逻辑只有他自己觉得通。
那天我在办公室摆弄那条大黄，好家伙这狗是真能吃，啥都吃，馋的要命。周荣坐在办公椅上问我这财神像到底是从哪儿搞来的，我跟他天花乱坠地吹了一通，一开始他还面无表情，后来嘴角开始抽搐，再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六万块买了个金店的财神像？”他问。
“他一开始问我要十六万呢。”我补充，声音越来越小。那尊假财神依旧在东部新城那张地图下笑呵呵地看着他，手里捧着一个金元宝，肚子上做旧的铜锈看起来倒挺像那么回事。
他看着那尊财神像，沉默了很久，我站在原地，准备好了挨骂的姿势——低着头，手背在身后，像个被老师罚站的小学生。
但他没有骂我。
他只是站起来，绕过办公桌，把那尊假财神拿起来看了看，放回桌上，低头看着我，嘴角还挂着那个没来得及收起来的笑。
他伸手弹了一下我的额头，不疼，但我下意识缩了一下脖子。
“下次别贪了。”他说，语气淡淡的，像是随口一说。
他的手从我额头上滑下来，落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
“以后要买什么直接跟我说，买不起的我给你买。”
这话他说过很多次，我每次听了都觉得心口有一个位置在发酸，酸得我想低头藏起自己的脸。
那尊假财神像最后没有扔掉。
我把它带回周荣家，放在客厅的书架上，和那一排从没翻过的精装书摆在一起。
他每次经过书架都会笑一声，笑得我浑身不自在。
08.
但我这个人，吃了亏是不长记性的。
假财神像的事还没过去一个月，方庸又当着我俩的面说那于月染的字是假的，妈的，我就说郑勇兵这傻逼不靠谱吧，都说了是干月染的字，非要给我搞副于月染的来，还跟我说有于月染的私印，还有创作年份的题款，说得有鼻子有眼。
我报了五十万的账，直接从公司的未分配利润里走的账，反正少的也是朗博文和陆一波的钱。
我们在方庸家门口拦住了他，他打开盒子，展开卷轴，对着光仔细端详了一会儿。那天阳光特别好，照得那幅字纤毫毕现——纸张的纹理、墨色的浓淡、印章的轮廓，全都暴露在无情的白光灯下，无处遁形。
然后方庸慢悠悠地开口，语气里带着一种好笑的无奈：“于月染的字？这框倒是挺好的，紫檀木的，值个千把块。可惜字是假的。”
这话把周荣弄的很尴尬，他看着我，像是要骂我、又想笑、最后只能叹气、但又想把我拽过来揉一顿。
方庸自然是没收这幅假字的，周荣把画塞回我怀里，自己打开车门上了车，甚至没等我给他开车门。
我正要跟着上去，他伸手把车门关了。
车窗慢慢摇下来，露出他半张脸。
“你自己打车回去，”他面无表情地说，“别跟着我。”
然后车就走了。
我抱着那字站在方庸家门口的马路边上，晌午的风热烘烘的，我还穿着绒面的外套，汗浸透了面料，风一吹，凉意直接贴在皮肤上。
我在马路边上站了一会儿，手机打开看了看。屏幕上跳出一条截图，是周荣发给我的，“支付宝扣款通知——亲密付，五千元”，他之前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大概是以为我去买了件新外套吧，我不由得笑了笑，把手机收起来，把脸埋进手掌里，然后我蹲在马路牙子上开始等。
我知道他气已经消了大半了，他一定会回来接我的。
大概蹲了半个多小时，腿都麻了，忽然一束车灯从远处打过来，晃得我眼睛疼，车停在我面前——是他的迈巴赫。
他推开车门走下来，西装革履，依旧深V外套，他看着蹲在地上的我，嘴角抽了抽，像是在忍笑，又像是在忍骂。
“你是不是傻？”他说，“让你打车回去，你就蹲这儿等着？”
我站起来，腿蹲麻了，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他一把扶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像是怕我跑了。他拿过那副字画又看了看，沉默了三秒钟，突然仰头笑了好几声，笑得肩膀都在抖。笑完了他用手背抹了一下眼角，看着我，像是又气又好笑又拿我完全没办法。
他把画递给司机，拎着我的后颈把我塞到车里。
我麻溜地爬上后座，他也挨着我坐了进来。
车里空调开得很足，我晕晕乎乎的脑袋终于清醒过来。
车开出去好几公里，在红灯前面停下来，他才开口。
“给你的钱够不够花？”
我一愣：“够的，荣哥。”
“够花还贪？”
我哑住了。
这话问的，让我怎么接？
够花就不贪了，那叫胡建仁吗？
那叫活雷锋。
“……荣哥，我以后不敢了。”我低下头，做出痛改前非的表情。这个表情我练过很多次——微微低头，眼睛向上看，嘴唇抿紧，眉头轻蹙。
一般来说，这个表情对他是管用的。
“建仁，”他叫我的名字，语气比刚才认真了很多，“你要什么，跟我直说。买不起的我给你买。去贪，你贪来的钱，最后还不是要我帮你擦屁股？你在方庸面前丢的人，我还要替你圆？”
我愣住了。
又忍不住笑了。
笑他这个人，明明刚才还在生我的气，气得把我扔在半路上，转头又心疼我累，喊司机调头回来接我，明明知道我是个小人、是个贪财鬼、是个满嘴鬼话的狗腿子。
周荣啊周荣，你说你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红灯灭了，绿灯亮起。司机重新发动车。
我靠在椅背上，偷偷把左手伸过去，搭在他的右手背上，他的手顿了一下，然后反手握住我的手指，攥得紧紧的，一路都没松开。
后来那个画框被放在了后备箱里，过了好几天都没人动。它跟后备箱里的雨伞、矿泉水、几份过期的报纸挤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躺在后备箱最深处。我每次打开后备箱拿东西都会看到它，然后心虚地把视线移开。
方庸找上门来要礼物那天，我把画从后备箱里又拿出来，想着反正放在车里也没用，五千块钱都花出去了也不能退货，干脆给这老小子算了。
“周总，你们俩有——”方庸说到一半忽然刹住，改了口，“还挺会过日子。”
方庸最后还真把框和画都收下了。那幅假字他留着了——他说写得不差，虽然不是于月染的，但也是个会写字的人写的。
晚上回家，我老老实实地把周荣的支付宝亲密付还了。转账记录上写着：还款5000元。附言：画框钱。他看到手机通知的时候正在刷牙，嘴角的泡沫还没擦，就笑了，笑得泡沫溅了一镜子。
“就五千？”他含着牙刷含含糊糊地说，“你那幅字报了五十万，就还我五千？”
“剩下的四十九万五是我的人工费。”我面不改色。
他把嘴里的泡沫吐掉，拿毛巾擦了擦嘴，转过身来看着我。他的眼睛在浴室暖黄色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柔和，没有了白日里的锋芒毕露。他走到我面前，低头看着我，湿漉漉的手指在我额头上弹了一下。
“你的人工费是挺贵的，”他说，“照你这工资，这辈子也只有我能开得起了。”
我朝他嘿嘿一笑，想着装傻算了。
他弯腰，在我的额头上落下一个吻。
带着牙膏的薄荷味，和他呼吸里淡淡的烟味。他的嘴唇在我的额头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离开。
我站在原地，抬手摸了摸额头被亲过的位置。指尖触到一点点湿润——不知道是水还是别的什么。
我的心口有一个小小的东西在膨胀，像是春天泥土里刚发芽的种子。
我急急忙忙去客厅给他拿药，看到那堆华而不实的精装书中间摆着的那个财神像，忽然觉得想笑，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村里有个老太太，家里供着一尊菩萨像，据说是假的，是泥巴捏的，不值一分钱。但老太太每天早晚三炷香，从不间断，有人问她，知道是假的为什么还拜？老太太说，菩萨不在那个泥巴像里，在我心里。
“荣哥。”我叫了一声。
“嗯？”他一边擦头发一边走过来，在我面前坐下。他的头发还在滴水，水珠沿着脖子流进领口，在锁骨上积了一小摊。客厅我开的是小灯，灯光是暖黄色的，把他的轮廓柔化了，少了一些平日的锐利。
他的眼睛在灯光下显得很深，深得像一潭看不见底的水。
我有些晃神了，张了张嘴，突然忘记刚才想说什么了，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他叹了口气，伸手把我的手攥住，手心还带着浴室潮湿氤氲的热汽，我听见他说：“建仁，你吃的回扣不都花咱俩身上了吗？”
我想起冰箱里的菜是我买的，客厅里的花瓶是我挑的，他衣柜里那件最舒服的羊绒衫是我趁双十一抢的——标签上的价格是原价的三折，我抢了整整一个通宵才抢到，想起他生日那天，我用自己攒的钱买了一块手表——不是什么大牌子，但我挑了很久，表盘背面刻了两个字母，Z和H，叠在一起，像两个纠缠不清的字母在跳一支永不结束的舞。
他都知道。
我没有把手收回来，也没有说话，只是把额头抵在他的额头上。
他伸手扶住我的后脑勺，指尖穿过我的短发。
我们就这样安静地靠着，像两块被海水冲刷了千万年的石头，终于找到了彼此最契合的那个角度。
09.
日子就这样过着。
白天我是董事长秘书，西装革履，八面玲珑，跟在周荣身后三步远的地方。
他开会我跟会，他吃饭我订位，他发火我递茶，他摔东西我收拾。
公司里的人敬我三分怕我三分，没人敢在我面前造次。
晚上我在周荣床上加班。
他家的钥匙在我的钥匙串上，和他自己的钥匙串是一对——我在夜市上配的，挑了两个一模一样的钥匙扣，一个小狗一个小猫，我说这叫猫狗双全。冰箱里的菜是我买的，他的衣柜是我整理的，按颜色从浅到深排列，袖扣和领带夹分门别类地放在小格子里。他的药是我管的——早晚各一次，我把药片放在掌心里递过去，他接过就吞。
有一次他半夜睡不着，我起来给他泡了一杯热牛奶。他端着杯子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太甜了。”但还是喝完了。我接过空杯子放到床头柜上，正要起身去洗，他拽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回床上。
“别走，”他说，声音被睡意泡得发软，“明天再洗。”
我躺回去，他把脸埋进我的肩窝里，呼吸渐渐平稳下来。他的手搭在我的腰上，手腕上的金镯子和我的金镯子在黑暗里偶尔碰在一起，发出极轻极细的声响，像两根琴弦在相互试探。我低头看着我们两个人手腕上的金镯子，一模一样的花纹，一模一样的颜色——之前他的镯子给了我，他自己的手腕空着，我后来又给他买了一个，当然，还是刷的他的卡。
做爱的时候，两个镯子也碰在一起。
那种事情发生的频率不高也不低。
他的欲望和他的脾气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每一次都很投入。
他喜欢在上面，喜欢掌控一切的感觉。他不怎么说话，但呼吸很重，手指总喜欢掐着我的腰侧，那里有一小块软肉，白嫩嫩的，像刚出笼的糯米团子。他掐的时候不用力，只是轻轻揉着，像在捏一块上好的绸缎。我的身体确实有肉欲，天生白嫩柔软，皮肤滑得像是被牛奶泡过的。大腿根那块肉尤其软，他每回做到后面都喜欢把脸埋在我大腿内侧，嘴唇贴着皮肤，感受皮肤底下脉搏的跳动。
做的时候，他每撞一次，我手腕上的镯子就随之晃荡，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那声音清脆得很，像是风铃，又像是寺庙里铜钟的微缩版。他有一次说——那是他难得在床上话比较多的一次——说这声音好听。我当时两条细腕交缠搭在他的后颈上，手腕上的镯子贴着他的皮肤，随着身体的晃动在他后颈上轻轻敲击。
我从来不会拒绝他。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他让我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
他要我的身体，我就给。
他要我的人，我就留。
我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是从那个他把自己的金镯子戴在我手腕上的凌晨开始？还是更早——早到那个冬天的网吧里，他把自己的围巾搭在我肩上的那一刻？我说不清楚。
我只知道，在遇到他之前，我是一条在人间流浪的野狗，没有主人，没有窝，没有骨头。他给了我骨头，还把自己的项圈套在我脖子上。
然后我就不再是野狗了。
我成了他的狗。
他最忠心的、最死心塌地的看门狗。
当狗有什么不好？有人管吃管住，有人摸头顺毛，最重要的是，主人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狗。
我的原生家庭，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不值一提，贫穷，无亲无故，学历不高，我十四岁就从老家跑出来，从此再没回去过。我爸死后村里没人愿意收留我——那个算命的瞎子说我是克星，克父克母克所有靠近我的人。我走的那天把院门锁了，钥匙扔进了鱼塘里。
我想，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
我在三江口的头五年，活得像个透明人。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没有人关心我今晚睡在哪里。我学会的第一件事是看人脸色——一个眼神、一个语气词、一个微表情，我就能判断这个人是想帮我还是想害我。我学会的第二件事是笑——不管遇到什么事都笑，笑得越灿烂越好，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
直到周荣出现。
他给我的东西，远不止钱那么简单。
钱当然重要——我这辈子最缺的就是钱，小时候饿肚子的记忆已经刻进骨头里了，永远改不了对钱的贪恋。
但比钱更重要的，是尊严。
跟在他身边，我是胡秘，是仁哥，是别人要递烟赔笑脸的对象。
他给了我想要的一切。
他也从来没有把我当下人，他和我一起吃早饭，让我先动筷子，不用等他，他和我一起看电视，为遥控器归谁吵得不可开交。他带我去钓鱼，两个人在池塘边蹲一个下午，钓上来两条巴掌大的鲫鱼，又放回去，说太小了养养再吃。他给我买衣服，买鞋，买手机，有一次还买了一条领带，和他的是一对，深蓝色的，有暗纹，在某个角度的光线下会看到对方名字的缩写。
这种感觉，我这辈子只遇到过一次，我知道不会再有了，所以我要拿命护着。
我那些贪来的钱，有大半花在了替他打点关系上，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些，他也不问，我们之间有些账是算不清楚的，也不想算清楚。
他给我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感情。不是父亲，不是兄弟，不是朋友，不是情人，两个在人间吃过太多亏的人抱在一起互相舔伤口，是两棵在石缝里艰难生长的歪脖子树盘根错节地缠在一起，是两条在泥泞里打滚的野狗咬着同一根骨头谁也不松口。
我有一次躺在床上，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翻了个身，趴在他胸口上，下巴搁在他的锁骨上。
“荣哥，”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破产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还会要我吗？”
他睁开眼睛。
他的眼睛在黑暗里是灰蒙蒙的，我看不清楚。
“你傻不傻，”他说，“荣城要是真被朗博文那群傻逼搞垮了，你第一个捡走就只能是我，你吃了我这么多回扣，我这辈子赖定你了。”
他把我的脑袋按回胸口上，下巴抵着我的头顶，手指一下一下地摸着我后脑勺上的头发。
“你要是跑了，”他想了想，又补了一句，“我就把你的腿打断。”
我笑了，把脸埋进他的胸口，把笑声闷在他的睡衣里。
他的胸口有我熟悉的味道——洗衣液、烟草、檀香、和我自己。
我也知道他不会打断我的腿。
他只会把我捡回来，擦干净，放在沙发上，给我盖一条毯子。像那个冬天，他把自己的围巾搭在一个冻得发抖的小网管肩上。
围巾是羊绒的，又软又暖，上面有淡淡的檀香味。
那个人后来跟着他回了家，再也没有离开过。
10.
三江口的秋天很短，短到梧桐叶子还没来得及黄透，就被第一场冬雨打落在地上，十月的风从西伯利亚一路南下，不带任何感情地削过街道，把行人赶进屋里。
他那天难得心情好。
没有人惹他，没有电话催命，没有报表出问题，连朗博文和陆一波都没有来办公室烦他。他坐在办公椅上转了半圈，看着窗外阴沉沉的天，忽然说：“去喂鱼。”
我从文件堆里抬起头：“现在？”
“现在。”
我们去了郊外的鱼塘。那地方是他自己搞的，不对外营业，纯粹是他个人的爱好。鱼塘不大，大概半个篮球场的面积，水面上漂着几片枯黄的荷叶，塘边种着两排柳树，柳条已经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像老人家的胡子。池塘边建了一座小木屋，里面有几样简单的家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副象棋。
他蹲在池塘边，把鱼食撒出去。
红白相间的锦鲤从水底翻上来，争先恐后地抢食，水花四溅。有一只特别胖的红色锦鲤总抢不到食，被挤到外围，可怜巴巴地张着嘴巴。
“这只好欺负，”他指着那条红鲤鱼，笑了一声，“跟你一样。”
“我怎么就好欺负了？”我蹲在他旁边，不服气地从他手里抢过一把鱼食，专门撒到那条红鲤鱼的嘴边。红鲤鱼的嘴巴一张一合，终于吃到了几粒。
“那你还专门喂它？”
我翻了个白眼，懒得理他。
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几缕，照在池塘上，把水面照得亮晶晶的。
锦鲤在水中穿梭，偶尔有一条跃出水面，在空中翻个身，又啪地落回去，溅起一圈水花。
水珠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微光，像一个极其短暂的彩虹。
“你看那条红鲤鱼，跟咱们还挺像的，”他忽然开口，指着水里。
我看着那条红鲤鱼吃，那条鱼又被其他鱼挤到外围了，但鱼食从鱼群中间漏下来的时候，总有几粒漂到它面前。它张开嘴，一粒一粒地捡着，不争不抢，但也没饿着。
我忽然想起自己十四岁的那年冬天，在天桥下蜷缩着睡觉的时候，我想的就是这个——总有一天会有人丢下来一根骨头，我就捡起来，不管多难啃，我都会把它啃干净。
后来周荣来了，递给我个金镯子，像项圈一样，套住了我。
我低头看自己手腕上的金镯子，开口处的两个端头已经磨得很光滑了，镯子的内圈刻着他的名字，笔迹歪歪扭扭的。
可能是我想得太入神了，他突然看着我，叫我的名字，连名带姓的喊我“胡建仁”。
我抬起头，看着他。阳光从他的背后照过来，他整个人被光裹在中间，轮廓模糊了。
他说：“如果哪天我被抓了，你别犯傻，把镯子摘了，跑得越远越好。”
我愣住了。
这句话我听得懂，也听不懂。
好端端的，在这么暖和的一个下午，在这么平静的一个池塘边，为什么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我想说“您不会有那一天的”，想说“要走一起走”……我有太多话想说，但到了嘴边全都堵住了，我发现自己说不出来。
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他说的不吉利的话，很可能不是假设。它可能是预告，是倒计时，是他已经预见到却无力改变的结局。
“哥……”我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挤出这个字来都费了好大的劲。声音发出来的时候被风切成了两半，一半飘在鱼塘的水面上，另一半落进了自己的喉咙里。
“开玩笑的。”他忽然笑了，笑容淡淡的，像是茶叶在开水里舒展开来的第一下。他伸手揉乱我的头发，把我刚留起来的偏分头揉成了一个鸡窝。手指插在我头发里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的指节在微微发抖，但他掩饰得很好。
我低头看自己的左手腕，金镯子在秋天的阳光下闪着灿烂的光芒，像是把整个下午的阳光都吸进去了。
我忽然想起他第一次给我戴镯子的那天晚上，我那时候想，这镯子是他的护身符，也是我的。
“荣哥。”我叫了一声。
“嗯？”
“那个红鲤鱼，”我指着水里，强忍着泪意，不愿再去想既定的未来，“我们叫它建仁吧。”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蹲在池塘边，冲着水里喊了一声：“建仁！”
当然没有鱼理他。
那条红鲤鱼早就被鱼食吸引到池塘的另一边去了，尾巴在水面上翻了个花，留给他一个潇洒的背影。
“你看，它跟你一样，叫了也不理人。”他说。语气里有一种难得的轻松。
我们在鱼塘边待了一整个下午。
他带了一个保温杯，泡了茶——茶是他自己泡的，茶叶放得太多，苦得我直皱眉。我喝了一口，差点吐出来，但还是咽下去了。他问我好不好喝，我说好喝。他说你骗人，你的表情都拧成菊花了。我说真的挺好喝的，就是有点浓，下次少放点茶叶。他说还有下次？我说当然有下次，以后我天天给你泡茶，你学不会就我泡。他没说话，他把我喝完的那只杯子拿过来，自己喝了一口，然后也被苦得皱了眉。
“是有点浓。”他承认。
“我说了吧。”
“那你还说好喝？”
“你泡的嘛。”
他把杯子放下，转过来看着我。阳光从西边斜斜地照过来，把我的脸照得一半明一半暗。我比以前胖了不止一点，在监狱里掉的那些肉慢慢长回来了，周荣给我养的白胖白胖的。
金镯子在阳光下反射出暖融融的光，把我的皮肤映得更加白嫩。
他伸手，捏了一下我的脸颊。
拇指蹭过颧骨，在皮肤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红印子。
“傻。”他说。
他又在池塘边蹲了下来，继续撒他的鱼食。保温杯里的苦茶被我们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喝完了。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池塘边的温度骤然下降。远处的天际线被夕阳染成橙红色，倒映在池塘的水面上。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走吧，天冷了。”
我站起来，跺了跺蹲麻的脚。脚底的血液重新流通，带来一阵酥麻的感觉。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
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转过身，伸出手。我把手放进他的掌心里，被他攥紧。我们牵着手走过池塘边的那一排柳树，走过那副没收起来的象棋。象棋盘上的棋子还是上次摆的那个残局，他的红方只剩一马一炮，我的黑方还有双车。这盘棋下了两个多月了，他一次都没赢过，但他从来不让收棋盘。
“哪天我要赢了这盘棋，”他说，“我们就走。”
“去哪儿？”
“冈瓦纳。”
“行啊荣哥，我也最好准备了。”我有点小得意地跟他显摆。
“什么准备？”他说，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些，“学英语，目的就是为了By the time I with you 沟通没有problem！”
“冈瓦纳不说英语！”
后来我查了一下，冈瓦纳大概说的法语，没关系，我也认识一个来自法国的服装设计师，叫什么MAXUDONGHE，我跟荣哥说的时候，他翻了个白眼，说这群傻老外真是脑残，起的什么破名，又臭又长。
那天夜里我又梦见了三江口的雨。
黏糊糊的细雨落在车窗上，雨刮器吱嘎吱嘎地刮着，怎么都刮不干净。周荣坐在驾驶座，手搭在方向盘上，扭过头来看我，嘴唇翕动着，像是说了句什么。
但车窗玻璃是关着的，外面的雨声太大，我听不见。
我使劲往前凑，耳朵贴着他的胸贴，使劲听。他的嘴唇又在翕动，然后玻璃上忽然起了一层白雾，他的声音穿透雾气，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建仁。”
我醒了。
周荣躺在我身边，睡得很沉。
窗帘没拉严实，月光从缝隙里溜进来，落在他的脸上。他的眉头在睡梦中微微皱着，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像是在梦里还在跟什么较劲。他的手臂搭在我腰上，即使睡着了也没有松开。
我低头看自己的左手腕，金镯子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光芒，花纹沿着镯子蜿蜒流转，像是某种古老的语言。镯子搭在腕骨上，还是略大，被他的手指箍紧的那一块皮肤上，有一圈浅浅的红痕。
我把镯子往上推了推，让它卡在腕骨上面，然后把手贴在他的胸口上。他的心跳透过睡衣传到我的掌心，很有规律，一下一下的，像是某种缓慢而坚定的计时。
如果周荣现在醒了，他会不会问我：你摸我心跳干什么？
我会告诉他，我只是想确认你还活着。确认我们两个人都还活着，还在一起，还没走到头。
天快亮的时候我还没睡着。窗帘外面的天色从黑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灰白，像一瓶墨水被水龙头渐渐冲淡。三江口的春天天亮得很早，再过一会儿就会有麻雀在窗外的树枝上叫唤，再过一会儿周荣就该醒了。
11.
后来的事情，发生得很快。
张一昂查着查着，就查到了编钟交易上，那笔交易经手的人太多，中间牵扯到的利益链条太深，深到一旦拔起来，底下全是带血的根。
听到张一昂去医院找朗博文那天，消息传到周荣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吃早饭。白粥，油条，咸鸭蛋，我坐在他对面剥鸭蛋。我的鸭蛋剥得特别仔细，要把蛋壳剥得干干净净，蛋白上不能有一片碎壳。然后用筷子把蛋黄从中间戳开，金黄色的蛋黄油溢出来，滴在粥面上，凝成一个小小的油花。
电话响了。
他接起来，听了几句，脸色一点一点地变了。
我看着他的表情，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夹着的那块鸭蛋蛋白颤颤巍巍地悬着，最终还是落回了碗里。
他挂了电话，沉默了几秒钟。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节奏很慢，像是在倒计时。然后他的手落下来，盖在我的手背上。
“建仁，”他喊了我的名字
我的心往下一沉，反手握住他的手指，指腹贴着他的手背，一根一根地摩挲过他的指节。
他的手指很凉，像刚从冷水里捞出来的。
“怎么办？”我问。
他没有说话。
他把我的手拉到面前，低头看着我的手腕。那根金镯子还在那儿，在晨光中泛着柔和的光。他伸手转了转它，指腹蹭过镯子内侧刻的名字。那两个字歪歪扭扭的，笔画粗细不一，是他十七岁那年自己刻上去的。
“建仁，”他叫我的名字，“英语学得怎么样了？”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考我英语？”我差点被粥呛到。
“随便问问，”他说，“怕你把学的东西都还回去了。”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没问题。”我脱口而出。
这是我在少年宫里背得最熟的三句话，倒着都能背出来。
他笑了，握住我的两只手，把它们合在自己的掌心里，他的手比我的大一圈，能把我的两只手全部包住，像包住一只受了伤的小鸟。
“如果，”他说，“如果到时候了，别犯傻，把镯子当了，跑。”
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在晨光里显出淡淡的灰色，像三江口冬天的雾。
我心说：你要我往哪儿跑，你把骨头给了我，我就不会跑了，你见过哪条狗叼到骨头之后会松口的？
我没说出来，但我把手翻过来，攥住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攥得很紧。
指腹贴着指腹，掌心贴着掌心。
第二天特别冷，三江口入秋以来最冷的一天。温度骤降到只有几度，风从北边刮过来，带着一股干燥的寒气，刮在脸上像刀割，路边的法国梧桐终于掉光了最后一片叶子，光秃秃的树枝在风里摇晃，像是在对谁挥手告别。
我们刚吃完早饭，和往常一模一样，外面传来警笛声的时候，他正坐在餐桌前喝今天早上的最后一杯咖啡。他喝了一口，把杯子放下，白色的咖啡杯在白色的托碟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
那一瞬间的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像是等来了终了的释然，像是等了一个夏天的雷暴终于落下来，虽然知道会砸得很疼，但至少不用再提心吊胆了。他的肩膀微微往下沉了沉，那是一个人在卸下了所有防备之后，身体本能的反应。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他伸手，把我往身后拽了一步。
那个动作很轻，很坚定，像是护住什么珍重的东西。
“从后门走。”他说，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我能听见。
我没有走。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急切的情绪：“让你走！”
“我不走。”我说。
我的声音很平静，比我自己预想的还要平静。我把手从他手底下抽出来，反手握住他的手指，他的手指冰凉冰凉的，比平时任何时候都凉，像是血液已经不往末梢流了，我把他的手拉过来，贴在我的脸上，用脸暖他的手心。
“周荣，”我第一次当着他的面叫他的全名，“我从来没后悔过。”
他的眼睛闭了一瞬。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推到我面前。那是一张银行卡，他早就准备好的，用我的名字开的户头，里面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但肯定够我在任何地方过一辈子。
“拿着，”他说，“密码是你生日。”
他的声音抖了一下。
我把卡推回去：“我不要。”
“胡建仁！”他吼了一声，眼眶瞬间就红了，他的嘴唇在发抖，手也在发抖，整个人像是一根绷到极限的橡皮筋，下一秒就要崩断。
我看着他，平静地说：“我不要你的钱，周荣，我要你。”
他呆住了。
他眼睛里的红像是被什么东西点燃了，燃烧得越来越烈，然后熄灭成灰，他慢慢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蹲下来，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把头埋进我的膝盖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哭得像个弄丢了最心爱玩具的小孩。
后来的事情，像是被按了快进键的录像带。
朱亦飞那边的交易安排在同一天晚上，周荣让我和陆一波去。他自己留在别墅里，跟方超刘直那两个笨贼周旋——他们手里有朗博文的手机，里面有卢正案的视频。其实卢正那个案子根本就不是周荣做的，朗博文拍了视频没说，整个帮都被朗博文玩得团团转。但周荣不知道，他以为那个视频一旦曝光，他就完了。
空气像被抽干了，只剩下灰尘在透过缝隙的阳光里慢慢飘浮。
去跟朱亦飞交易的时候我心里就隐隐有预感。朱亦飞那个人精得很，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上次卖编钟就想黑吃黑周荣，这回交易也绝不会按规矩来。
果然，一见面他就翻脸了。他的人掏了枪，我这边也不含糊，霍正是个硬茬子，专业的，一招一式都不拖泥带水，但是他也是个一根筋，脑子不活络，被气枪打中了，不过他脑袋硬，居然没什么大碍。
警察赶到的时候我坐在驾驶座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还好枪留给周荣了。
12.
法庭上的灯光白得刺眼，照得每个人的脸都像刷了一层白漆。
审判持续了很久。我坐在被告席上，我隔壁的隔壁是周荣。我们之间隔着两个法警和一米半的距离。他穿着灰色的囚服，头发被剃得更短了，比我在监狱时的板寸还短，几乎贴着头皮。他的脸瘦了，颧骨凸得更明显，脸上的棱角更加锋利。但他那身气势还在——坐在被告席上也像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背挺得笔直，下巴微微上扬，从头到尾没有看过任何人。
除了宣判的那一刻。
法官念到“周荣，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的时候，他放在腿上的手收紧了一下。手背上青筋暴起，然后又慢慢平复下去。
他的目光扫过旁听席，扫过朗博文，扫过陆一波，扫过李棚改，最后落在我身上。
他看了两秒。然后他的嘴唇动了动，无声地说了两个字。
我看得很清楚。
他说的是——“建仁”。
然后我的判决也被念了出来。
十五年。
这次没有人能帮我减刑了，他自己都需要被减刑。
我听到那个数字的时候心里出奇地平静。
十五年，我想，不算太久。
法警押着我们往外走的时候，他忽然侧过头。动作很小，法警没有注意到。他的嘴唇又动了，这次说的是：我等你。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金镯子还在那儿，庭审期间法警让我摘下来，我拒绝。
我说这是私人物品，不涉及案件证据。法警向上级请示了之后，允许我继续佩戴。我把镯子往上推了推，让它卡得更紧。
我抬头看着他，无声地摇了摇头。
他的眼眶红了一瞬。然后他转过头，被法警押着走出了法庭的侧门。他的背影在门框里停了一下，然后消失了。
13.
十五年后。
三江口的春天终于像春天了。监狱门外的法国梧桐长出了新叶，嫩绿嫩绿的，像是刚从水里捞起来的青菜叶子。路边的野花从水泥缝里钻出来，黄的白的紫的，开得乱七八糟，毫无章法，但热热闹闹的。
我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太阳刚从云层后面露出来。我被阳光刺得眯起了眼睛，抬手挡了一下。阳光从我的指缝间漏下来，在我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我放下手，眯着眼睛适应了一会儿外面的光线——十五年了，我还不习惯这么亮的天空。
然后我看到一个人站在马路对面。
那个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头发灰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比十五年前深了很多。他瘦得厉害，宽大的夹克在他身上晃晃悠悠的，像是借别人的衣服穿。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像冬天晚上的星星，和三江口初春微寒的空气撞在一起，化成了雾气。
周荣。
我们隔着马路对望。
我觉得自己应该跑过去，应该喊他的名字，应该做点什么，但我的脚像钉在了地上，一步都迈不动，我只是站在那里，让风吹干眼眶里的水汽。
他先动了。
他穿过马路，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走得很稳。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灰色的发丝搭在额前，他伸手掠了一下，露出额头上一道新添的皱纹。他走到我面前，低头看着我。
我比他矮半个头，十五年前是这样，十五年后还是这样。但我现在的头发已经长出来了，不再是板寸，留了一个偏分，发梢有点长，被风吹得遮住了半只眼睛。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三十八岁，鬓边已经有了几根白头发，眼角有了明显的细纹。
但我笑了。
一笑起来，又是那个在网吧里裹着军大衣、冻得鼻涕直流的男孩。
他低下头，攥住我的左手腕。将那个松松垮垮的镯子推上去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的手在抖。不是那种剧烈的颤抖，是极其轻微细密的，像秋天的树叶在风中簌簌作响。镯子在我的手腕上显得更大了，搭在上面晃悠悠的。他攥着我的手腕，拇指在当年那条伤疤上蹭了又蹭，蹭了一遍又一遍，像是要把十五年的份都补回来。
“走吧。”他说。声音哑了，像是砂纸在玻璃上刮过，但语调还是那个熟悉的调调，不容置疑里藏着一丝只有我能听出来的温柔。
我低头看着手腕上的金镯子。
我的眼眶红了，但是终归还是没有哭。
二十四年前我在天桥底下哭干了最后一滴眼泪，从那以后我就知道，真正珍贵的东西不需要眼泪来证明。
我们并肩走在三江口春天的街道上。
路边新开了一家甜品店，门口排着长队。
一个骑小黄车的外卖员按着铃从我们身边骑过，铃声响亮。
三江口的天很蓝，蓝得不像真的，梧桐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阳光透过新绿的叶片洒在地上，碎成一地光斑。
荣城集团的那栋楼还在，只是换了招牌。楼下的粥店还在，老板娘老得头发全白了，看到我们进门的时候愣了好一阵，然后端着两碗白粥走过来，放在桌上，扭头去后厨抹了一把眼睛。
我低头喝了一口粥。白粥还是那年的味道，熬得浓稠，米粒在嘴里一抿就化，带着淡淡的米香和柴火味。咸鸭蛋还是那个咸度，蛋黄流油，蛋白弹嫩。我放下勺子，忽然说：“荣哥，你喝茶还放那么多茶叶吗？”
他正在往粥里加榨菜，闻言筷子顿了一下，抬起头。他的筷子尖上还挑着一根榨菜丝，悬在半空中。
“不放了，”他说，“苦死了，以前怎么喝得下去的。”
“那是你泡的，当然喝得下去。”我笑了笑。
他沉默了一会儿。他把榨菜放进粥里，用筷子搅了搅，没吃。然后他放下筷子，双手搁在桌上。他的手指比以前粗了，指节上有老茧，是里面干活留下的。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污垢，但指甲是干净的，剪得整整齐齐。
“建仁。”
“嗯？”
“那两张机票，”他说，“我还留着。”
我的勺子停在半空中。白粥从勺沿往下淌，滴在桌上，洇开一个小小的水渍。我想起很多年前他跟我说过的话——等这些事了了，带你去冈瓦纳。
“票根都褪色了。”他说，“航班号还看得清。座位号也是。”
我放下勺子。我没有说话，只是把手伸过桌面，覆在他的手背上。他的手背很凉，像是血液循环不太好。我的手覆上去之后，那凉意渐渐被体温捂暖了。
他把手翻过来，五指穿过我的指缝，扣紧。
窗外阳光正好，老板娘养的那只橘猫趴在窗台上晒太阳，尾巴从窗沿上垂下来，悠闲地甩来甩去。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调子很慢很旧，像是从上一个世纪传过来的，夹杂着轻微的杂音。空气里有粥的热气、煎饼果子的油香、和雨后街道上蒸腾起来的潮湿泥土味。
金镯子在我的手腕上轻轻晃了晃。
我的目光穿过十五年的铁窗和更久远的雨季，看见某个凌晨昏暗的卧室里，他把金镯子翻出来又戴在我手上，我还看见十九岁的自己站在荣城集团顶楼的办公室里，对面前的男人说：“我不还。”然后那个男人笑了，说：“不还也行，那你就得一直跟着我。”
我跟着他。
从十九岁跟到三十八岁，从网吧跟到监狱，从三江口跟到——也许明天，就真的跟到冈瓦纳了。
他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些。
他说：“这次，别再走了。”
我低头看我们交握的手——一只有金镯子，一只没有。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我问过他，要不要再买一个戴上。他说不用，我的在你手上就行。我还以为是他舍不得花钱，现在我懂了。他的那一半，从一开始就给了我。用不着两个镯子，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人。
“不走了，”我轻声说，“去哪儿都跟着你。”
他看着我的动作，忽然笑了一声，伸手把我嘴角没擦干净的油又蹭了一下，指尖碰到我的嘴唇时停了一瞬，然后收回去。
“吃慢点，没人跟你抢。”
窗外的梧桐叶又落了一片，打着旋儿掉在人行道上，被路过的行人踩了一脚，粘在湿漉漉的地砖上。
三江口的春天终于回来了，连风都是暖的。
而我低头看着手腕上的金镯子——它还在那儿，经过了那么多年的雨打风吹，还是好好的。开口处有点松了，被他用手指又紧了紧。他的手还在我的手腕上，没有松开。镯子在春光里微微反射着金光，像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漏风的网吧里，一个男人把围巾搭在一个男孩肩上时，眼睛里一闪而过的温度。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要带我走多远。现在我知道了——他从一开始就是来带我回家的。
他是我这辈子叼住的第一根骨头，也是最后一根。
我是一个在人间流浪了半辈子的野狗，是他给我套上了项圈，告诉我：你不用再跑了，这里就是家。
我低头，把嘴唇贴在镯子上。金属是暖的，带着他的体温。
我闭上眼睛，心想：周荣，你把我捡回来那天，有没有想到我们真的走了一辈子？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