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我四十六岁那年得到了一本书，是希腊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彼时我正在伊斯玛仪派位于库希斯坦山区的堡垒里避乱，我著书，礼拜，观星，还教了三个学生。我与本地的长官曼苏尔交好，一天晚上，他差人送来了这本手抄本，叫我看看这是不是我要找的。愿真主保佑他，我见到那赭色皮革封面上以金线压印出的星花纹饰，就知道这本书一定曾经是我家的藏书。我翻开它时，看见题记上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此书归贫仆，仰赖至高真主的穆罕默德·伊本·哈桑·图西，所有，系于伊斯兰历598年赖哲卜月经合法购买而得。一切赞颂归于众世界之主真主。
这些年来，我一直拜托我那些有权势的朋友从世界各处替我收集我家逸散的藏书。我出生在图斯的一户殷实的学者家庭，在我出外求学时，蒙古人蹂躏了我的故乡，夺走了我家的藏书，也杀害了我的全部在世的亲人。战乱仍未停止，我无法亲自前往图斯的废墟为他们悼念，只能在找回每一本书时都祈祷我挚爱的人们灵魂安息。
我给了曼苏尔的侍从几个赏钱，说：请替我感谢你的主人。你知道这本书是你的主人从哪里购得的吗？
他并不知道，我就让他走了。
数日后，我从曼苏尔的宫廷中得到消息，说这本书来自那位不久前在蒙古当政的皇后，现在她已经死去，她短暂的政权也随之垮台，现在庇护我的伊斯玛仪派正享受着草原内乱带来的片刻喘息。我决心趁战乱间歇的机会重温这本我少年时的启蒙之作，并在父亲的抄本的基础上将之重新修订，于是我开始了工作。
在两周内，我效法我的老同乡菲尔多西，完成了卷首的两篇颂词，一则给真主，另一则给智慧。如果还有第三则颂词的话，我会…总之，这本书我不打算献给尘世的任何人。堡垒坐落在山脉面向可萨海的一侧，俯瞰嶙峋的干旱峡谷，扼守着狭窄的山间通道。我的房间有一扇开向堡垒外的换气窗。有时我贴墙站着，垫起脚尖，能看见窗外褐色与灰绿色相间的山岭，希尔卡尼亚森林就从这里起，向山上伸去，一直钻到闪着白光的雪峰底下。这里和我的家乡图斯大不相同。我十二岁就离开了家乡，它在我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只剩下符号和色块的聚合。运粮的驼队开进堡垒时，在滚滚蹄声中，我的目光会回到图斯城外的荒漠里，曾几何时，我和她站在塔楼上，望着下面排成几列的骆驼，猜测箩筐里装的是什么。葡萄、无花果、杏子、椰枣、石榴、香橼，还有纸张、毛毡、紫水晶和绿松石。答案总是在以上列出的解之间循环往复，而她猜对的次数永远比我多。我在不久前才想明白，她作了弊——她总替母亲去集市——她认识那些赶骆驼的人，也知道他们卖什么。
成年后依旧计较儿时的得失似乎是狭隘的，但我这些年来总会想起过去，连带着这些用以打发时间的游戏的细节也在我的记忆里复苏了。我已经忘记了塔楼和建筑的模样，但我还记得故乡那带着干果甜味的空气，母亲柔软温暖的深色罩袍曾拂过我的脸，叔叔手腕上的念珠下面有一道不明显的疤…还有她，我小时候的第一个学生。
我决定把定义放在第一卷卷首：点是没有部分的东西，线是没有宽的长…
我拜托我的三位学生轮流作我的书记员。法合鲁丁是我的学生中最小的，也是对几何学最热心的。他是税吏的儿子，还在每写一个词都要小声念出来的年纪。我鼓励他这么做。我的父亲和叔叔教我写字时，我也和他差不多大。
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的我和她相反，是个沉静的孩子。或许是吧，也许我确实曾有过调皮捣蛋的时候，但我的记忆已发挥了其美化的作用，因此我忘记了自己做过的“坏”事，只记得她做过的了。或者至少是我们一起做过的。她于我而言是个无血缘的妹子，我们一起度过了童年时期。她并不出生在我的家里，但她很快就把我家的庭院摸得一清二楚。她是那么精灵，我总怀疑她像只小沙鼠或者小蜥蜴一样，在我家的地基下面建立了自己的洞穴王国，若非如此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她的出现和消失往往只隔着一瞬间。我坐在我家的石榴树下读书时，她总是要求我念给她听，然后忽然对我抛出一个让我手忙脚乱的问题，譬如“真主为什么不救努哈的儿子”或者“鲁斯塔姆为什么认不出苏赫拉布是自己的孩子，难道他从来没回过家吗”，等我费劲心思地从书页间找到一个模棱两可的解释时，她已经不知去往何处了。
我惊讶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她问过的大部分问题，甚至还记得她抛掷问题时的神态，记得她那双色如半剥皮的葡萄的眼睛看向哪个方向。很久之后我才懂得，她向我提问有时候并不需要一个合理的解答，仅仅只是喜欢看我不知所措的样子，她爱捉弄我，并总为诡计成功而眯起眼笑。对此我竟一点也不生气。
她实际上比我小许多，那时她还不识字，叔叔和我正教着她字母的读音和写法。在一个还不识字的人眼中，书页看起来是怎样的？现在想来，我应该在当时就及时问她这个问题。有些体验只能存在一眨眼的时间，我现在已经完全无法想象我不识字的时候了。我因此更加理解神秘主义者们为何坚信人永远无法完整、确切地认知我们内心的世界。
我念着第一卷的最后一条定义：平行直线是同一平面上沿两个方向无定限延长、不论沿哪个方向都不相交的直线。
在抄写完之后，法合鲁丁抬起头问我：老师，公设和公理有什么区别？
我替他解答道：两者都是我们建立几何学的出发点，希腊人认为，公理是适用于一切学科的真理，比如“等于同量的量也彼此相等”；公设则是某一门学科所特有的，需要读者们接受的前提，比如“两点之间可作一条直线”。
他接着问我：老师！那么作为读者，我们可以选择不接受公设吗？
我多欣赏这股只属于孩子们的朝气。尘世没有任何一位君王能抓住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日之屋。我笑着说：当然可以，我的孩子。公设就像已建的房子的地基，抽掉地基，房子会倒，但你可以在旁边建一座新房子。
我鼓励他去质疑每条公设，“理所当然的事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母亲在我小时候给我的第一则教诲。事实上，当时我正在试图证明欧几里得的平行公设。它是五大公设里最不简洁的，我总觉得它不和谐，我认为它应该是可被证明的定理，但我的论证走入了死局，我只能将我的发现整理出来，附在经我修订的《几何原本》之后，等待世界各地和未来的学者们的智慧。
法合鲁丁藉着天真的豪情大声宣布：我要建新房子！
我说：那么我会当你的检察官，假如你选的地基坏了，我就在旁边等着拆你的房子。
我们一齐笑过之后，我让他明天再来。在整理每一卷的命题部分之前，我要把每个命题都证明一遍，然后我会确保我的证明过程是孩子们也能看懂的。我的学生们有着不同的基础，我最大的学生阿扎德已经成年，能参与我正进行的正弦研究了，那年轻人在我看来和从前的我更像些。他尊敬我，但我能看出他不安于躲在山堡里。假如战争没有把东方世界打得支离破碎，或许他此刻已经在前往巴格达或者开罗的路上了。
中午，阿扎德来为我送面饼和炖菜。
我留下他一起吃饭，他吃得很安静。他总是很安静，除了讨教学术问题之外，能撬开他的金口的只有地图上那些代表着山脉和河流的褐色曲线。这些线织成的网像罩住小时候的我一样把他罩住了。有时他会不好意思地问我是否拜访过某个城市，我就尽量把我短暂的路上生涯里所得的见闻讲给他。遗憾的是，我只踏足过辽阔世界的一隅，我能讲的东西实在不多。
本国的学者们相信，有些知识只能在旅途中习得，我也曾谨循着漫游的传统。我离开家以后去了纳霞堡，那是个背靠比纳卢德山脉的绿洲，千井之城，坐在山间平原上。我依稀记得那里有着和山堡里一样寒冷明透的空气，每个冬日清晨，这种空气都让我的鼻子冻得发疼。我在给她的信里引了库斯洛的玩笑话，“如果纳霞堡的水能流在地面上，而把城里的人都埋到地下去，那这地方就完美了。”那时的我还在信里抱怨过经院宿舍的伙食有失物产丰富的呼罗珊的水准，面饼总是冷的，炖菜总是黏的。我吩咐她切记在替我把信念给母亲时跳过这些玩笑似的抱怨，结果她在给我的回信里说，鉴于她的阅读水平还有限，她念到最后才发现我的吩咐，她固然感到抱歉，但下次请我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把吩咐注释在两行文字之间。
母亲后来在给我的回信里附上了一小袋葡萄干。而她在回信中注曰，葡萄干是她的主意，其他食物实在没办法长期保存，要是我实在想念家乡的食物，就抽空回来一趟吧。那时的我以为日后会有无数回家的机会。
为了鼓励她识文断字，我在临走前把收发信件的职责交给了她，而她如叔叔和母亲评价的那样，是最聪明的学生之一。随着日轮转动，她读的书、识的字愈来愈多，我们之间的信也越写越长。像阿扎德一样，她急切地要从我这里吸纳关于外界的种种知识。小时候的我却只知道给她推荐一本又一本的游记，对她的不甘心浑然不知。我又想起我们一起爬上图斯城郊的矮山，在山顶观星的那一次。从小她便最喜欢天文学，我曾以为这爱好是源自她那和星星同义的名字，那一次之后我才从她口中知道原因：天球层层环绕着我们所处的世界，镶嵌其上的旋转的星体们一定俯瞰过大地的各个角落。在我把星座一个个指给她看时，她羡慕它们。假如她是男孩，假如我离家时再年长一点，假如我当时执意带她同往，事情是否会完全不同？有些事情本可能有所不同。懊悔，这种情绪近来深深缠绕着我。
阿扎德是在山堡里长大的孤儿，我虽然还未正式收养他，但我们实际上情同父子。尽管山堡中与世隔绝的生活很安逸，但我怀疑蒙古人的铁蹄迟早会扫荡这里。由于伊斯玛仪派习于暗杀的历史，任何现世的统治者都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到那时我便又要看一次纳霞堡遭屠灭的惨象了。有时，我感到绝望。纳霞堡，图斯，那些曾经灿烂的学术之城，一座座化为废墟，我的同学、老师，恐怕有大半死于非命。在我从纳霞堡逃往可萨海沿岸的路上，我看见很多赤身裸体的人的尸体和飞禽走兽的尸体混在一起，为了躲避兵灾，他们拖家带口地逃亡荒野，却随后被瘟疫、饥饿和凶杀击毙在那里，可怜的人们啊，等他们死后，秃鹫、乌鸦、鬣狗和胡狼纷纷来取食他们的尸体，而这些无知的动物们又因为猛吃害病死的人，也得瘟疫死了。凭真主保佑，我从逃难的路上幸存，我不敢看那些横死的人的脸，怕其中有我的亲人。阿扎德还没有亲眼见过战争的景象，但他对素未谋面的游牧民族抱着一种朦胧的恨意——从他人口中，他听说自己的父母是被蒙古人杀死的。
他小时候最爱听我讲保卫叙拉古的故事。他为此亲手磨过许许多多的透镜，幻想自己能像传说中的阿基米德一样，用巨大的取火镜从山顶烧死蒙古人和他们的战马。我年轻时也这么想过。我逃到伊斯玛仪派控制的地区以后，曾经为他们贡献过我的工程学知识。那时的我怀着强烈的仇恨，一心要设计出某种强大的武器，让游牧民族们尝尝尸横遍野的滋味，最后我失败了。我仅仅只帮他们加固了塔楼，设计了几座蓄水池而已。我那些载着恨火的大型武器蓝图都被退了回来，伊斯玛仪派没有力量和野心去组织一支能对抗蒙古人的军队，而我自己更是对武力一窍不通。
在逃离纳霞堡之前，我往图斯寄过一封急信，恳请母亲听我一言，立刻举家逃往库希斯坦，我会在那里和他们汇合。结果时至今日，我都无法确定这封信是否到达过母亲手中。我已经在山堡里等了近三十年。我放弃了对他们还活着的希望，如此才感到好受一点。我从未和任何人讲过这些。有些巨大的悲伤永远无法藉着语言说出口，甚至无法写下来，任何含着情绪的表达都是一种亵渎。关于故乡的往事是扎入我的思维的一块锋利的铁片。为防受伤，我本应该忘记，尽量不去想它；但为了从腥腥血河中觅得旧日的甜味，我一直想着它。
我决定把圆的几何排在平面几何和几何代数后面，这两卷我将全部交给阿扎德整理。
等一等，孩子，在阿扎德离开之前，我叫住他。我告诉他，在整理完《几何原本》之后，我会前往阿拉穆特。尽管阿拉穆特不过是伊斯玛仪派诸山堡中的一座，但这趟短途旅行或许能给他带来些许慰藉。
他的眼睛里顿时闪烁出喜悦的华彩：我会陪您去世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他说着，亲吻我的手背，我则轻抚他的肩膀，让他走了。
小时候有一回，她忽然问我：穆罕默德少爷，我能亲你的手吗？
那时我们坐在庭院中心的水池边，同读一本菲尔多西的《列王纪》，我正把书摊在膝上，一行行地给她念着鲁斯塔姆的故事，听她冷不丁地一问，我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差点跌进水池里。我问她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她就说，她看见叔叔的学生们在离开教室前，都会排队亲吻叔叔的手，她猜那是师生之间才有的某种礼仪，而她此时此刻不正是我的学生吗？
你可不能这样，我说着，把手藏进袖子里。她却不依不饶地追问：为什么不可以？
那时候我羞得几乎要死去了。我本想搬出男女授受不亲的那套道理，但我知道她又会理直气壮地申辩说，可她不过是个小孩子而已。我便学着她的样子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她忽然闹了脾气：你看，女孩子连吻老师的手都不可以，连清真寺的前殿都进不去，先知还说“求知是每一个穆斯林男女的天职”呢！
我只好劝她：只要你乖乖的，下次主麻日我就带你一起去前殿看看。
我对她解释了我的计划。虽然她有一头黑羽毛一样浓密的头发，但我有办法帮她把它扎进头巾里去，让她扮成一个小男孩。旁人如果问起来，我便说这是我来自马什哈德的表弟。
她问我：穆罕默德少爷，你还有一个表弟？
我说，我当然没有了。她立刻狡黠地笑起来，说，可“真主厌恶说谎的嘴…”我赶紧打断了她。求真主宽恕，我们俩后来真的混进了礼拜的人群里。怕她走丢，我一直牵着她的手，忘了分神去避开叔叔。母亲于是在我们回家之前就知道了我们的行径，可她没有责怪我们。母亲只是说我简直像是我的父亲，因着我父亲年轻时，也带母亲做过同样的事。
两百多年前，菲尔多西在马什哈德的群山中写道：“人怎能躲避命中注定之事，他怎能逃避自己的命运？”我把这句话念给她时，我们都还不理解其中的意义。有几次，我梦见她还活着，她，母亲，父亲，叔叔，兹穆尔德，阿妮斯…在雾气缭绕的桥对面望着我。我梦见我的家人们都还活在某个未知的、我一生都不会有机会造访的地方。
我看着手里的《几何原本》。它身上多了些使用的痕迹，封皮上微小的划痕，书页因频繁翻动而变肿。这本书至少落入了一个会读它的人手里，我不知道该不该为此欣慰。我期盼着它会开口说话，告诉我它在图斯陷落后流落何处，是谁成了它的新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是波斯人还是蒙古人？
当真是那位已死的蒙古皇后得到了它吗？年纪越大，我越觉得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当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我以为我终究能知道从鱼到月的所有事。但现在，我甚至不明白自己是否还恨着蒙古人。仇恨是需要莫大的心力的，复仇则更甚。每当我望着地图的东方重燃恨火时，我就想到了菲尔多西。在阿拉伯人毁灭了萨珊王朝后，那位诗人为了保护我们波斯的语言，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列王纪》正是他用波斯语法写成的。然而，彼时的波斯语已经全部采纳了基于阿拉伯字母的新波斯字母，菲尔多西本人也成了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古代的宗教、语言和节庆的片段仍时不时在我们的头脑中萦绕，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片段逐渐吸收了一些来自征服者的元素。就像我的故乡图斯，既庆祝开斋节，又庆祝第一个春月的诺鲁孜节。今天呼罗珊地区的民间传说无疑是萨珊和阿拉伯的两种思想无意识融合的结果，查拉斯图拉和先知（愿真主赐福他）友好地共处一室，事实上，这些阿拉伯征服者已经成了我们的血亲兄弟。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再恨着阿拔斯的子孙，数十年后我们的儿女还会恨着蒙古人吗？阿扎德已经很久没有磨他的透镜了。
恨是坏事吗？遗忘是好事吗？我不知道。
对这些想不明白的问题，如果她还在的话，一定能用她与生俱来的灵机启发我。
我整理完三卷数论的时候，日历已经翻过一年。我的学生塔明今年穆哈兰姆月刚满十六岁，正协助我完成最后的立体几何三卷。他是铁匠的儿子。我一直认为他在立体几何上很有天赋，切割金属的经验给了他极强的空间想象力。可惜他并不是个立志的学者，他每周只到我这里来学习三天。因他总能做出新奇的玩具，法合鲁丁喜欢黏着他。阿扎德却有点躲着他——去年他和一个姑娘订了婚——自那以后，塔明就缠着阿扎德问来问去，好奇他一起长大的同窗兄弟为什么二十三岁了还不结婚。我对他们的玩闹总是默许的，这些孩子应该尽情享受自己的黄金岁月。
我估摸着我对几何原本的整理工作会在今年夏天完成，彼时，我会带着阿扎德和法合鲁丁一齐前往阿拉穆特，塔明则决定留在这里，和他订婚的姑娘在一起。我要在离开前把教统授给他。
在我示意他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他可以自由活动时，他却问我：老师，我能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吗？
我说：你随时可以问，我的孩子。
他低着头看自己扭在一起的手指，脸上却带着促狭的笑意：您别怪我！
你又要问什么古怪的问题了？我说。
您今年要满四十七岁了吧？您结过婚吗？我想向您请教请教。他摸了摸自己的耳朵。
这个问题啊——我拖长音调说，我曾有过婚约，但我给不了你建议。
为什么呀，老师？他的身子都急得向前倾了。
可惜，我实在不愿也不能对任何人谈起她，我只好把塔明搪塞走了。
二十七年前，就在一年的第一个春月之前，我收到过母亲的信。这封信并不是由她转写的。在信中，母亲问我是否愿意娶希塔拉。希塔拉，小星星，这是她的名字。我因为在头脑中默念这个名字而感到一种骤然而尖锐的痛苦，那块思维中的铁片又开始在我的肉里转动了。它逼迫我去舔舐那带着铁锈味的回忆。母亲的那封信的内容我至今还能一个词一个词地回忆起来。母亲说，我要好好考虑，以真主和我的父亲之名发誓，假如我喜欢她，那么我就要像尊重自己的母亲一样尊重她，像宠爱自己的亲妹子一样宠爱她。她是从小养在我家的奴隶，但母亲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那时我还完全没有思考过爱的问题。在那时候，我只感到两颊发烫，头脑发晕，耳中血脉冲刷的哗哗声像吉洪河的水流一样响亮。如果我喜欢她，母亲便替我向她提亲，如果我不喜欢，母亲也会还她自由人的身份，由她自己决定自己的去留。
我答母亲说，我喜欢她，我愿意娶她。其实我还根本没有好好考虑过，就在激情的牵扯下作了答复。而现在我已考虑了太久，我的答案依旧不变，可我再也没能收到母亲的回信，我便永远也不能知道她是否喜欢着我了。
时候到了，我洗净双手、额头和脸，朝麦加的方向礼拜。我为塔明和他的姑娘祈祷。
由于我的三位学生的努力，我的工作在今年春月前后提前完成了。我给孩子们发了奖励性的“工钱”。目送他们离开之后，天已经黑了，山堡里很安静，我朝崖边的巡逻道走去，白日里色彩缤纷的谷地已经完全沉在黑暗中，映着淡淡的月光，远处山脊线上的积雪仿佛一层银色的绒毛。我被守卫拦下了一次，他确认过我的身份才放我离开。我开始思考托勒密的均差点。
就在这时，我看见峭壁上有什么东西在动，我又走近了一点。一匹马在石墙外面吃草。它抬头看了看我，过来嗅我的手，湿漉漉的呼吸在我手上留下了水渍。我想这恐怕是商队或者御马官们走丢的马，可等我回头想去叫卫兵时，巡逻道尽头的火光已经消失了。我没有火把，我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得那么远。黑色的马，精瘦的胸脯，优美的鬃毛。
我应该往回走，但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攀着我的双腿，我只能呆呆站着。我拍着马儿的肩膀，说：马儿，你从哪里来？
马儿不回答我。我后悔身上没有带任何吃的。这匹马应当是一匹骏马，皮毛柔软而光滑，额上的毛形状美丽，像颗白星。即使知道我身上没有食物，它依然如此热切地贴着我，用它结实的脑袋顶我的手和脖子，像顽皮的孩子一样用牙齿咬我的袍子。它似乎想让我骑上它，可惜我没有骑过马，只骑过驴子和骆驼。我险些被它顶得后退几步，只好抱住它的脑袋。在这温热而美好的触感中，我忽然福至心灵地想到，我骑上马的机会恐怕只有一次。石墙外是险峻的悬崖，我说不定会因为盲目地骑着它而摔断脖子。但我已经不在意了。我站上石墙，小心地跨到它没有缰绳的马鞍的背上，结果它一下飞跃起来，跳向天空，我吓得闭紧了双眼。等我再睁开眼睛时，我竟发现自己在天空上奔跑着。
马儿，你要带我去哪？我喊着。可马儿当然不会回答我。我很快离开了可萨海，一直向东，路过了山脉，林地，草原…最后，我看见了陷入沙漠的、遍布蒙古人营帐的图斯。狂风吹拂，我第一次如此亲近天幕，在布满针孔的黑纸一样的夜空上，星星发出的光暴烈得如同辉煌的银色血流。我完完全全地明白了。我问，那本书由你保管着吗？马儿依旧没有回答我。在这灵魂的颤抖之中，我抱着马儿大声哭泣起来。
次日清晨，我的三个学生在走廊边发现了昏迷的我。我问他们是否看见了一匹黑色的骏马，阿扎德和塔明都摇了摇头，只有法合鲁丁说，他似乎在悬崖步道消失的转弯处，看见了几丝马尾巴毛。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