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BGM：Last Night On Earth — Gree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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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ext a postcard sent to you
寄给你一张明信片
Did it go through
不知是否顺利到达
Sending all my love to you
传达我的所有爱意
You are the moonlight of my life
你是我生命中的月光女神
Every night
夜夜皆然
Giving all my love to you
我给你所有的爱
My beating heart belongs to you
我的心只属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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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潘的病历>
性别：男
年龄：26
主诉：左上臂子弹贯穿伤。
现病史：除左上臂遭子弹贯穿外，患者身负多处械斗导致的皮外伤。
既往史：否认过敏史，无手术史。
处理：清创，缝合。另发口服胶囊1号，外用软膏V号。三天后复诊。
术后诊断：生命体征平稳。患者不愿配合透露受伤原因，我以为银行职员是份安全的工作？
负责人：赞迪克
*
［第七天］
今晚月光很亮。
白桦林的树影斜斜投在雪地上，让我想起某些夜晚月光透过实验室窗户落在桌上的光影。
把今天最后一组药物观察数据校对完毕，我合上记录本，摘下眼镜擦拭起来，开始在脑海中想一些与当前药物试验无关的事情。
关于费奥潘从这片蛮荒冻土逃出去之后又经历了什么，他从来没有向我完整地交代过。
他有选择性失忆的倾向。从那些被他刻意略过的过往来看，那些无法产生正向收益、不能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的痛苦记忆，大概都不值得占用他大脑的储存空间。
他不说极寒造成的冻伤，不说长期挨饿导致的慢性胃病，更不会提及那些锈蚀镣铐磨破手腕后引发的继发性组织溃烂。
这些我当然全部知道，作为他的主治医生，他的肉体对我而言没有任何秘密。他每一次受伤，每一次感染，最终都会以伤口或疤痕的形式呈现在我的手术台上，由我亲手缝合、修补、护理。
唯独有一次，他在和我喝酒聊天时无意中提到过，说他逃跑途中曾在雪地里躺了很久，体温下降，当时他觉得自己大概率是活不成了。
他说这话时是笑着的。眼睛弯成两道细弧，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种与这片蛮荒冻土格格不入的优雅与温和。
但我不喜欢那个笑容。
明明差点在雪地里失温丧命，他却在喝醉后轻描淡写地讲起这段濒死体验。仿佛那只是他人生账本上一笔早已平仓的坏账，不值得再投入任何情绪波动。
他总是把那些血泪独自咽下去，藏在完美无瑕的微笑后面，仿佛那些苦难不值得被任何人记录或留存。这个习惯从他二十岁被送进我的实验室开始，至今从未改变。顽固得像是一条底层代码。
我第一次深刻意识到他究竟有多固执，是在他二十六岁那年的一个暴风雪深夜。
当时我出于对这具高价值样本的保护——以及厌烦了他总在我眼前晃悠，扰乱我的心绪。我给他安排了份银行底层职员的工作。安全、稳定、不需要动刀动枪。无非是坐在办公室核算账目，偶尔出出外勤。我以为这种环境足够让他安分。
事实证明，我严重低估了一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投机者的野心。费奥潘从来不是那种满足于“安全”的人。
那天晚上，至冬堡的暴风雪大到吞没视线。我做完实验已是凌晨两点，当我推开实验室厚重的铁门时，发现费奥潘蜷缩在门口的台阶上，浑身是血。
他用手紧紧捂着左臂，鲜血顺着袖管从指缝间渗出，滴落在石阶上，凝结成暗红色的冰渣。他的外套上有数道锐器撕裂的口子，右颧骨被钝器击伤，嘴角带着瘀血。整个人在风雪里冻得发颤。
他抬起头，那双因失血过多而瞳孔涣散的紫眼睛看着我，似乎用尽最后一点残存的意识确认来人的身份。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长官，”他的声音虚弱得几乎被风声撕碎，“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
我皱着眉把他拖进了实验室，放在手术台上。
情况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左臂是子弹贯穿伤，创口边缘有烧灼痕迹，大量失血。万幸没有伤及骨头和神经，但弹道擦过动脉，再偏半厘米，他就不会有机会坐在我实验室门口给我道歉了。除此之外，他身上还有多处皮外伤：刀伤、肋骨骨裂、肩胛骨附近覆盖着大片的淤血，显然经历过高强度的近身械斗。
我给他注射了局部麻醉，随后开始清创、缝合、上药。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两小时。他全程一声不吭，只是偶尔，他的手会用力地攥紧手术台边缘。
“谁干的？”我一边清理创口里的枪粉残留，一边冷冷地问。
他闭着眼睛，呼吸微弱，假装陷入了昏迷。
这种拙劣的小把戏怎么可能骗得过我。
“费奥潘，别装死，你的心率在听到这个问题时上升了。”我加大手上的力道，“是黑帮？还是那些被你断了财路的小商会？说出来。名字，地点。”
他依旧咬紧牙关，睫毛剧烈抖动着，硬是一字不发。
这算什么？迟来的叛逆？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前几年他刚作为下属被我带在身边时，态度明明对我言听计从，指东绝不往西。怎么才放他去银行待了两年，这小子就突然变得如此难以管教？如果不是我在他被卖到我实验室留他一命，给他治疗，给他工作，给他庇护，他根本活不到现在。他却在外面把自己搞得满身是血，回来后紧闭着嘴，像在保护什么天大的秘密。
“你以为你在隐瞒什么？”我逼问他，“在至冬堡，还没有什么麻烦是我解决不了的。只要给我一个名字，我可以在三小时内让那个帮派连同他们的据点从地图上彻底蒸发。你在固执什么？”
他那张嘴闭得比北国银行的金库还要严。
看着他那副死不开口的姿态，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火大。明明只要告诉我，我动动手指就能清扫掉那些阻碍他发展的社会垃圾，他却宁可失血过量死在我的门前，也不愿从牙缝里吐出一个字。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理解他当时扭曲的心理——这个男人有着病态的自尊心。他试图证明他能仅凭自己一个人的本事在狼群里站稳脚跟，而不是永远作为一个需要我庇护的随时可能被抛弃的软弱附庸。
但在当时，我只觉得他不可理喻。
“咔哒。”
我剪断最后一根缝合线，将染血的止血钳重重扔进金属盘里，发出刺耳的脆响。
他这才缓缓睁开眼，用虚弱又带着讨好意味的眼神看着我，“你别生气，长官……我保证，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蠢货。他居然以为我生气是因为他给我制造了额外的医疗负担。
他根本不懂，我气的是那颗劣质的铅弹打穿了我亲手修补、维系好的躯体，他竟然敢带着濒死的伤口和满身的残破回到我的实验室。
“你不肯说就算了，但你需要搞清楚一件事，费奥潘。”他躺在那里，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苍白。
“你的身体可不是你自己的，”我说，“从你被卖到我实验室那天起，这具躯体的所有权就已经归我。你是我的实验体，你的命是我救回来的，你没有权力糟蹋它。”
他愣了一下，随后嘴角弯起来，笑着说，“下次不会了，长官。”
下次不会了。
这是他说过最拙劣的谎言。
那天晚上，我在他的专属病历上写下一行字：“患者不愿配合透露受伤原因，我以为银行职员是份安全的工作？”
我原本以为把他放在办公室里数钱是个明智的决定，结果他骨子里那股赌性根本压制不住。他背着我暗地里与至冬的黑帮周旋，用自己的身体去撞那些比我实验室里的药剂更加危险的利益齿轮。
在那之后，他开始频繁地消失。早出晚归，有时连续几天见不到人，回来时衣服上沾着洗不掉的暗红血渍，带着新伤和淤青。
他从不主动解释。我每次问他，他都说在工作。我说银行职员不需要值夜班，他就笑嘻嘻地拉开衣领任由我检查伤处，然后找各种理由打哈哈——
“加班做账罢了，长官，至冬的坏账可比你想象的要难算得多。”
“做账需要和人打架？”
“偶尔碰到几个不讲道理的债主，总得用点物理手段。”他眨了眨眼，语言逻辑严丝合缝，“况且，长官，我的恢复能力不是一直被你夸赞为优秀样本吗？这点小伤两天就能结痂。”
听听这套说辞。拿我的话来堵我。他分明精准地看穿了我并非真的要向他发难，而是不满于他擅自脱离管控，于是便用这种半真半假的话来为自己开脱。
而我发现自己居然拿他毫无办法。
费奥潘脱离我掌控的事实让我感到烦躁。可面对一个心智成熟却极度顽固、铁了心要往刀口上撞的成年人，任何言语劝阻都是徒劳。既然他执意找死，我也懒得再扮演无聊的监护人角色。
我只是在他每次带着新伤滚回住所时，把配好的抗生素和药膏放在玄关柜上，然后把门砸得比平时更响一些。
那段时间，我在愚人众的科研经费审批遇到了一点阻碍。倒不是说女皇陛下吝啬，只是那群行政官僚的审批流程繁琐得令人发指——申请报告，专家评审，跨部门评估，层层盖章。这套低效的体制比我年轻时在教令院等待学术委员会那群老古董的答复还要磨人。
我曾在实验室里随口抱怨过一次，说这帮人审批经费的速度比我做一次基础实验还慢。
费奥潘当时正站在门口，大概是刚从外面回来，衣服上还沾着未融的雪。他问我还差多少。我随口报出了一个七位数的巨额。
第二天，这个男人彻底从我的视野里蒸发了。
当时我的实验正进行到关键阶段，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追查他的行踪。我告诉自己，他是一个成年人了，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现在想来，我大概低估了一个从冻土里爬出来的人对于“报恩”这件事的执着。
他消失了整整半个月。没有任何消息和联络。到了第十二天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自觉地频繁看向实验室大门，甚至在心里罕见地生出了一丝焦虑——早知道我当时就应该在他皮下植入一个微型定位追踪器。
我没有去想他如果真的死在某个阴暗巷子里会怎样。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一个有趣的、总是超出我预期的人类样本——
费奥潘不像其他实验体那样在面对我时充满恐惧，第一次见我时他就冷静得不合常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极强，智商与情商都处于人类前列。很多时候我随口抛出的复杂命题，他总能给出有趣的答复。
可是人类的肉体实在是太脆弱了，如果这样珍贵的样本轻易损毁在一群下等黑帮的乱枪之下，那将是不可原谅的浪费。
第十五天夜里，费奥潘终于回来了。
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颧骨突出，眼下乌青，脸上带着未干的血迹，身上裹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旧大衣，不知道从哪个倒霉鬼身上扒来的。他的手里抱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箱子。
他把那个箱子放在实验台上，在我的面前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满了金灿灿的摩拉和高额银行票据。粗略估计，数额是我上次被驳回那笔经费的十倍以上。
然后他笑了，带着毫不掩饰的兴奋。
“以后，”他微微喘着粗气，紫眼睛里泛着灼热的光，“长官想做什么实验就做什么实验。直接从这里抽调资金。不需要再看那群官僚的脸色了。”
他的脸上挂着刚从北国银行下班回来的轻松表情，仿佛这半个月他只是在加班整理报表。
我当时只想立刻把他按在椅子上从头到脚里里外外检查一遍。
他却将箱子轻轻推到我手边，像递出一份等了许久的礼物——他拿半条命换来的巨额财富。
我根本没有看那些钱。
我只是盯着他。看着他瘦削的肩膀、还没完全愈合的创口，以及那双因为过度透支而满是血丝的紫眼睛。他站在那里，高大的身形裹在大衣里，可抓着箱子边缘的手指却微微蜷缩，像个犯了错又急于展示成果的小孩，生怕我把箱子推回去。
“费奥潘。”
“嗯。长官。”
“你不需要——”
“我知道，”他破天荒地打断了我的话，“但这是我想给你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那双紫眼睛看着我。坚定，执着，还掺杂着一种我当时无法理解的东西。他总是那样看着我，不肯离开视线，像是少看一眼，我就会凭空蒸发一样。
直到后来，我才查清这笔资金的来源。银行业务、正常商业交易——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下，流淌着赌场、私营军火和黑帮非法交易的脏钱。他一个人，凭着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和看透人心的本领，在各方势力之间周旋，把自己当作赌注，用性命兑换摩拉。
我指了指手术台，他脱掉外套，乖乖坐上去。我开始检查他的伤口，手臂上有一小道划伤还在渗血。在为他清创和缝合时，我故意没有使用局部麻醉。疼痛是他擅自拿自身安全去冒风险应该付出的代价。
他硬是一声不吭，只是在皮下针穿过肉体时咬住牙关，那双紫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你在生气，长官。”
“我在处理你的伤口。”
“你的手法比平时重好多……”
“现在知道疼了？”我剪短缝合线，“十倍的经费，你是准备用命去换，好让我给你收尸吗？”
他抿了抿嘴，眼神里闪过一丝狡黠，压低声音说：“这怎么能叫用命换呢？长官。我只是去帮几个脑子不太灵光的黑帮头目理了理账目。你看，我这不是完好无损地回来了么？况且……比起看你为了那点微末经费受制于人，这点小风险收益比极高。我是个商人，从不做亏本买卖。”
“完好无损？”我冷笑一声，把染血的纱布丢进托盘，“你把自己搞得瘦了一圈，还带着一身伤回来……”
“瘦了可以养回来，伤也可以治。长官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他歪了歪头，语气轻快，“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我赌赢了。”他说，眼睛弯起来，笑意从眼角漫到唇边，“我赌您不会把我赶出去。我赌您会生气，会骂我，但您还是会给我缝针。我赌赢了。”
我看着他。这个狡猾的、不要命的投机者，在手术台上笑得像只偷到了猎物的狐狸。
“看来你对自己的定价低得可怜。”
“那长官觉得我值多少？”
“至少比你带回来的这箱钱贵得多。”
“原来我在长官心里这么值钱。”他的笑容更大了，仿佛刚刚谈成了人生最大一笔生意。
我把器械放进消毒托盘，摘下染血的手套，低头看着坐在手术台上的他。他眉骨上的旧疤还没完全褪去，手臂上又添了四针新缝的线。
“别笑，你昨晚睡了几个小时？”我给他贴上敷料。
“……三个。”
“上一餐是什么时候？”
他移开了视线，选择沉默。我抓住他的下巴，强迫他抬头看我。
“以后，”我说，“不许失联这么久。受了伤，第一时间滚回实验室来找我。”
他眼底的狡黠在我的注视中一点点消融，神色渐渐柔和下来。他微笑着说：
“遵命，我的医生。”
之后的几个月，他的事业开始以违背常理的速度飙升。
他依然早出晚归。因为他的野心从来就不是赚钱那么简单，他要的是整个北国银行。
我在书房里听他用冷酷而精确的逻辑分析至冬的金融体系：他说北国银行虽然庞大，但内部派系林立，决策效率低下，只要找准那几个关键人物，用信息差和价格战同时发力，不到两年就可以完成控股。他的眼里映着贪婪的光。他问我会不会太激进。我说不会。他说那就这么办。
逐渐，他不再需要亲自去暗巷、赌场与黑帮周旋，他的战场转移到了北国银行的高层会议室，武器从匕首和手枪换成了股权协议和金融杠杆。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追求我。具体来说，是从他送我那一箱摩拉之后开始的。
一开始我甚至没意识到这是追求。因为他的方式太隐蔽了。他不会说“我喜欢你”或者写情书，只是用极其高明的商业渗透手法侵入我的生活——
“长官，北国银行为你开设了特别通道，你以后的经费申请可以直接通过，不用再等愚人众的那帮人审批了。”
“长官，今晚有空一起用餐吗？”
每次给我批完科研资金后，他都会顺理成章地提出邀请。他带我去至冬堡最奢华的餐厅，点我喜欢的菜，连餐桌上的花束配色都会提前确认。
他每天下班准时出现在我的实验室，带一杯温度刚好的咖啡，然后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看财务报表。他从不打扰我的实验，但如果我主动跟他说话，他就会露出满意表情，像某笔投资终于收到了第一笔分红。
我偶尔抱怨了一句实验室座椅太硬，第二天整间屋子都换上了定制的软皮椅。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不值得记。
这种状态持续了大概一年多。二十六岁到二十七岁。他一边在商场上厮杀，一边在我这里耐心地试探。他把我给他的工资、他赚到的每一笔钱都花在了我身上。
我终于意识到了他想要什么。
但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决定接受。
当时我四十二岁，终日与试剂、数据、实验打交道，早已将一生奉献给真理与学术。在遇到他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我而言无非就是利益交换与数据收集。我从未被任何一个人，以如此长久、真诚且不计回报的方式好好对待过。
我的前半生充斥着否定与驱逐。教令院将我视为异端，把我除名；故乡的人用棍棒和草叉把我赶走，说我是怪物，说我是疯子。这些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重要，我已经用足够多的实验成果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不需要任何平庸之辈的认可。
但费奥潘的出现还是让我产生了一种古怪的失衡感。他一直在付出，却从不向我索取任何等价的回报。这不符合任何一套我所熟知的利益模型。我找不到他这么做的动机。
更何况我们都是男人，我比他大了整整十五岁。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把他放在下属和实验对象的位置上，从未以同龄人或潜在伴侣的视角去打量他。
但不知从哪一天起，我突然发现这小子早已不再是那个瘦弱的青年了。他长成了身材高大、胸肌厚实的成熟男人，西装下的肌肉线条已经足够撑起他的野心。
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无意间听到下属议论，说北国银行里有不少出身名门的女性在向费奥潘示好，连至冬的几家老牌贵族也有意把女儿嫁给他，试图用商业联姻拉拢这个炙手可热的金融新星。
听到那些话，厌恶感瞬间占据了我的大脑。那晚我一夜没睡，我想象了一下他与其他女人组建家庭、把注意力转移到旁人身上的场景——这绝对不可接受。
费奥潘是属于我的。他的身体、他的心、他那些只对我展现的温柔，全都只能属于我。一厘一毫都不许落入他人手中。
危机感与掌控欲交织，最终撬开了我封闭多年的情感防御。只有他能带给我那种无法被任何实验数据复刻的踏实感。我不知该如何定义，也不确定自己能否回馈同等的感情。但我十分确定一件事：我不能接受他离开我的生命。
某天深夜，他从背后靠近我。他把手撑在我桌沿上，另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将我半围在他的怀里。他的呼吸贴着我耳后，带着淡淡的咖啡香气。
如果换作其他人敢这样侵入我的安全距离，我大概会直接用手术刀抵住对方的颈动脉。但他是费奥潘。
他低声说：“赞迪克。”
没有“长官”，没有敬语。他直接唤出了我的本名。我从来没和他提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这小子从哪里查到的。
“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他说，嘴唇几乎贴着我的耳廓。
“什么？”我继续记录着数据。
“我想和你签订一份终身契约。”
我停下笔，几乎想问他是不是做账时撞到了头。但他搭在我肩上的那只手正在微微颤抖，即便隔着实验袍我都能感受到他在极力压抑着什么。
“我想要一个不用预约就能见到二席大人的特权；我想要你加班太晚时，能名正言顺把你打横抱回家的资格；我想要在所有愚人众的文件上，你的名字旁边永远印着我的名字。”
他将额头轻轻抵在我的肩膀上。
“这是我想了很久的事。”
我转过身，看着这个七年前还满身是血躺在推床上的年轻人。他早已褪去当年的青涩，变得高大、锋利，他的眼神里燃着纯粹的、疯狂的光芒，像是一个向神明交付灵魂的狂热教徒。
“你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看着他，“在所有愚人众的文件上，我的名字旁边印着你的名字。你是在向我求婚吗？”
他笑了。“不，我是在向你申请一份永久合同。”
“合同条款？”
“第一，乙方费奥潘将无限期向甲方赞迪克提供无上限的科研资金支持；第二，甲方需向乙方开放最高级别的生理与心理监护权；第三，乙方费奥潘有权在甲方加班超过午夜时强行将其拖出实验室。”
我听着他说的这份毫无逻辑可言、完全偏向我的合同，忍不住笑出了声：“听起来我占尽了便宜。你想要什么回报？”
“回报……”他扣住我的后脑，将距离拉近，“回报就是你。”
“你愿意吗？赞迪克。”他说，声音比刚才更低沉了。
我直接伸手抓住他的领带，用力将他拽下来，吻上了他的嘴唇。
他的嘴唇比我想象中要温暖得多，带着黑咖啡的醇香和烟草的苦涩。他的手在我肩上收紧了一瞬，随即滑入我的发间，加深了这个充满占有意味的吻。
之后的事情顺理成章。
一个二十七岁、代谢旺盛且处于体能巅峰期的成年男性，在初次尝到甜头后的生理需求高得惊人，仿佛要把过去七年错过的亲密连本带利地补回来，索求得没完没了。那段时间，我原本严谨的作息被他折腾得一塌糊涂。
不过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很快从理性角度重新评估了“性爱”这项活动——
在遇到费奥潘之前，我本质上是个性冷淡的学者，偶尔自慰仅仅是为了处理必要的生理代谢，认为过度的性行为纯粹是在浪费能量。
但实际体验后我发现，高强度的性刺激能促进脑内多巴胺与内啡肽的大量释放，对于长期处于高压科研状态的大脑来说，这是一种高效的神经解压机制。甚至治愈了我长达数十年的顽固性失眠。
鉴于我并不想在繁重的实验之余再承担任何额外的体力劳动，这种需要全程主动发力的苦差事，自然交由精力过剩的他来掌控。
刚开始的时候，他完全缺乏经验，急切且笨拙，动作里带着年轻人特有的、不知轻重的莽撞。但他出色的学习能力在床榻间同样适用。没几次，他就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所有技巧。
他那高大的身躯在体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却始终对我保持着一种迷人的克制与服从。前戏漫长而耐心，温柔的抚摸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调动起来；而到了高潮过后的照顾阶段，他更是细致得无可挑剔。
如果发现我有了倦意，为了不给我增加额外的身体负担，他甚至会主动退出来，用手在旁边自行解决剩余的宣泄。
不得不说，这种理智、顾及我体验且能带给我极致愉悦的性伙伴，让我的睡眠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我们还没有对外公布这段关系。不是在刻意隐瞒，只是觉得没必要向任何人解释。偶尔会有执行官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我们。然后他们默默收回目光，去做自己的事，好像什么都没看到。大概就是至冬式的默许。
某天晚上，我们做完之后，他从背后抱住我，把脸深埋在我的后颈，修长的手指与我十指紧扣。
我摸到他左臂上那道已经褪成浅白色的伤疤。旧年枪伤的痕迹，像一道凹槽，嵌在他手臂饱满的肌肉上。
“还疼吗？”我问。
“早就不疼了，长官。”他含糊不清地嘟囔着。
他总是在这种时候叫我长官。
“在床上就别叫我长官了……”
他低笑了几声，胸腔的震动贴着我的后背传过来，把怀抱收得更紧了些，“遵命，赞迪克。”
…………
此刻，我坐在这片冻土的木屋里，窗外明亮的月光将白桦林的树影拉得很长。
闭上眼睛，我依然能清晰地看见他二十六岁那年蜷缩在我实验室门口的样子——血顺着袖管渗出来，滴在石阶上。
他的专属病历至今仍锁在我实验室的抽屉里。我偶尔会拿出来翻看，每一次都会停在那行字上：“患者不愿配合透露受伤原因。”
如果更早遇见他呢？
不在他二十岁被送进我的实验室时，而是在更早之前——在这片冻土上，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他第一次试图逃跑却被抓回去用镣铐重新锁住的时候，在他躺在树林里觉得自己即将冻死的时候。
他把那段濒死经历当成黑色幽默讲给我听，说他当时躺在雪地里看着天空，觉得月光真亮，如果就这么死了，好像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至少不是死在镣铐里。
我真的非常讨厌那个笑容。
他不应该把躺在雪地里等死当成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他应该庆幸自己跑得足够远。远到镣铐够不着他，远到那恶劣的出身追不上他，远到那片白桦林终于成为身后的背景，而不是囚禁他的笼牢。
按照生理学极限，在极寒环境下，人体代偿机制一旦停摆，生存概率无限趋近于零。可他偏偏凭着荒谬的求生本能，拖着冻伤的躯体穿过了这片白桦林。
我向来不相信无意义的“如果”。科学不需要假设，只需要既定的事实与数据。
但今晚，在这片他出生又差点成为他坟墓的冻土上，我居然在想那些毫无科学价值的假设。
如果能在更早的时候遇到他，我会在他被锁上的第一个冬天就找到他，打碎锁住他的镣铐，把他从这片愚昧的土地上带走。我会让他知道，有一个人，不需要他满身是伤地穿越整个至冬的荒原，只需要他伸出手，只要他愿意，我就能为他提供绝对的庇护。
不过，这个假设本身就是对他的低估。
费奥潘从来都不需要任何人的拯救。他凭着自己的骨头与血肉穿过了白桦林，活成了至冬最年轻的行长。
他把所有的痛苦锁进保险柜，却把故乡这片饱含他童年血泪的土地，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交给我研究。
这大概是费奥潘唯一的开口方式。他的自尊心太强，强到连痛苦都不肯直说。只把坐标告诉我，让我自己走进那片土地，用眼睛去丈量那些他永远不会宣之于口的过去。
这小子以为他隐藏得很好。他以为用完美的微笑和滚烫的摩拉就能遮盖掉那些过往的伤痕。但既然他把自己的身体与灵魂都交给了我，那我就会按照我的方式，把他身上那些锈蚀的阴霾一点点剥离干净。
他骨子里的固执从未改变过。无论是对待过去的苦难，还是对待工作与野心。他有个坏毛病一直让我这个医生十分不悦——比如他对自己身体毫无底线的透支。
他二十六岁那年开始抽烟，在被我质问时还试图用“应酬时沾上的烟味”这种谎言来蒙混过关，直到被我当场抓包。他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到忘记吃饭，熬出胃溃疡。他宁可独自用尼古丁消化负面情绪和工作压力，也不肯在我面前露出半分疲态。
他把所有的残忍与阴暗留给了外面的世界，把所有的温顺与臣服留给了我。
每次回家时，他总是笑着的。然后走到我面前，问我又在写什么报告。他从来不在我面前抱怨，从不对我发火，从不让那些压在他肩上的压力漏出一丝一毫落到我身上。
可越是这样，我越清楚那些东西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变成了他抽屉里越来越多的胃药，变成了他半夜站在阳台抽烟时被风吹散的雾气。
对付这种极度固执的患者，言语警告是最低效的手法。作为他的医生，我自然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我喜欢带他去公共场所消磨时间，尤其是科洛列夫茨基剧院。
这些年费奥潘事业上升得太快，吞并了太多小商会，动了黑帮的利益，在外头结仇无数。而在愚人众的专用包厢里没有黑帮和商业对手的流弹与刺客，戒备森严，不会遭遇来自同事以外的袭击；最重要的是，在公共社交场合，他不能实施任何损害健康的行为——无法抽烟来摧残自己的肺，也无法加班熬夜工作。
因此，每次我需要远行出差前，都会顺手帮他订好未来一段时间科洛列夫茨基剧院的包厢票，将他的工作外的剩余行程塞满。
“在我回来前，把这些剧目看完。”我会把一叠票据拍在他桌上，以命令的口吻吩咐道，“不许缺席，不许带公文包进去。”
而他每次都会无奈地笑着接过去，顺从地应承下来。他知道这是我在强迫他休息，我也知道他会乖乖照做。
我走到窗边，白桦林安静地立在月光里，像一片被遗忘在至冬大地边缘的旧碑林。雪从枝头偶尔滑落，发出轻微的簌簌声。
算算时间，等这里的药物数据收集完毕，返程的路还要走一整天——徒步出树林、颠簸的马车、摇晃的火车。一想到后两个交通工具，我的胃部就不可避免地泛起一阵生理性的不适。
我想快点结束这片冻土上的实验。
我要回到至冬堡去，回到那个他正在等我的地方。
他会坐在剧院包厢的软椅上。当听到我回来的声音时，他会转过头来，露出那个早就被我看穿的完美笑容。
然后他会说，欢迎回来，赞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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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lked for miles 'til I found you
我跋涉万里 只为你
I'm here to honor you
我在这向你承诺
If I lose everything in the fhre
假如我在烈火中失去了一切
I'm sending all my love to you
我会将我所有的爱都传达给你
With every breath that I am worth
倾尽所有
Here on earth
在这地球上
I'm sending all my love to you
我会将我所有的爱都传达给你
So if you dare to second guess
假若你有半分怀疑
You can rest
大可不必尽管放心
Assured that all my love's for you
我的爱只给你一人
My beating heart belongs to you
我的心只属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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